廖红漫/文

　　昨天，我们用整版的篇幅对私募基金的问题作了报道。所谓私募基金，简单地讲就是向特定投资者募集的基金。在国外，私募基金非常普遍，像著名投资专家巴菲特的基金和金 融大鳄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都属于这一类。我国也存在数量巨大的私募基金，但这些私募基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募基金，只能算是一些公司代散客理财的手段，在操作和兼管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区别。由于这些资金的身份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所以他们大都潜伏于地下，暗箱操作，没有人确切知道它到底有多大。人们一般的看法是3000亿左右，但是，这个数字最近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夏斌等人的一份《中国私募基金报告》作出大胆推测：我国的私募基金总量为7千亿，接近我国证券市场流通市值的一半。这个推测如果站得住脚，我国证券市场的格局就得重写。今天，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最高管理者的中国证监会接受了本栏目的独家专访，这是中国证监会就此问题所作的第一次公开表态。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副主任祁斌先生。

　　曲向东：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份由夏斌做的中国私募基金的报告，这个在市场上影响非常大，作为个人您是否同意这个报告当中的数据和结论？

　　祁斌：对社会上存在着这种现象，(中国证监会)很早就非常重视了，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也在这个基础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充分的设想，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相关部门的研究报告。

　　曲向东：作为个人您是否能够给我们一个结论呢，或者您个人的一个判断？

　　祁斌：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复杂，刚才我们提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我们很难作简单化的结论，包括规模这种事情，根据你的定义不同，就有完全不同的估计。

　　曲向东：我们现在看到的有这样几个数据，最早的数据说是超过1千亿，后来我们又看到了有2千亿到5千亿，现在这个报告里提到的是7千亿到8千亿，7千亿以上，您觉得这几个数据哪一个更有一点可信性？

　　祁斌：我们在做调查研究的时候，当然非常想了解具体的规模，但是我们更注重了解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规模，我觉得规模的估计有非常大的波动性。

　　曲向东：对私募基金现在监管当局是否有什么明确的态度？

　　祁斌：我今天来这里是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从学术上来探讨私募基金的问题，而并不代表着监管当局的看法，但是据我了解，据我所知，证监会的监管层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调查研究，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它牵扯到方方面面，跟很多现行的法律法规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因为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法律框架，还有市场发育程度跟国外的情况相差非常之大，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的情况。

　　曲向东：就是您所讲到的监管部门给私募基金一个看法的过程当中有几个难关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祁斌：有关私募基金的监管，因为我们现在国内还没有一个私募基金的明确定义，在法律上也没有实体的定义，那么我就着重从私募基金监管的情况介绍一下，国外的私募基金监管相对来说，相对共同基金来说，是非常宽松的，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因为共同基金面向大众。

　　曲向东：实际上我们要是简单讲的话，这个共同基金就是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募基金。

　　祁斌：对，实际上这两个是一回事。

　　曲向东：一个概念，所以它和私募基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祁斌：是个相对的概念，从募集的形式看，面向公众募集的，广大的老百姓，就是中小投资者，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他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防避风险保护自己，那么作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这批人，所以在美国，1940年通过的投资公司法、投资管理法对共同基金的监管是非常之严格的，有个说法就是，在美国发行一只基金比发行其它任何证券都要难，都要更详尽地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管。相对来说，私募基金，它的监管就比较宽松，为什么？第一，私募基金面向的投资者范围比较小，它的社会影响比较小。第二，它有一定的资格认证，比如投资者需要一定的财力，像个人投资者在最近的两年之内年收入要在20万美元以上，一个家庭夫妇两个在过去两年年收入要超过30美元。假设这批人第一他有足够的财力和资源来保护自己，第二他有足够的风险防范意识，他比较有风险意识、有相当的资产。

　　曲向东：跟钱打交道已经比较熟悉了。

　　祁斌：比较游刃有余，可能我们市场上有一些人，有一些错误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监管的话，它的动作就不规范，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美国私募基金的动作也是非常规范的，它首先受到很多法律的制约，像美国的反欺诈法还有证券法里，还有很多反欺诈的条款，受到所有的证券交易方面法规的严格的限制，同时在美国，在一个比较的成熟的市场上，它的监管主要是把监管的压力消化在市场上的，通过同业之间的竞争，大家争取做一个规范的投资者。

　　曲向东：他们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监管者？

　　祁斌：从美国情况来说是没有的，如果说有监管者可能就是他的客户，那么从原理上讲，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市场上，尤其这个业务在早期开放的时候，监管的力度应该超过成熟的市场。

　　曲向东：监管的要更严一些，因为对投资者的保护要更严一些。

　　祁斌：因为市场不成熟，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也不够强烈。

　　曲向东：在您看来，我们现在所谈的私募基金和国外的这种私募基金，它完全是同一个事物吗？

　　祁斌：在国外的这个私募基金，它是有一定的规范的操作方法，大家都是认可的，我们现在就是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界定，这个动作非常不规范，举个例子就是很多证券投资公司，他有保底条款，有一个许诺固定回报的现象发生，这在美国是根本不会发生的，是违法现象。

　　曲向东：我们现在国内的私募基金是否是我们现在发展蕴含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祁斌：刚才我们设法澄清私募基金的概念，(我国的私募基金)很难说，它就是一个私募基金的发展，我刚才讲到，第一它还不是基金，第二它无规则可依，很多做法非常不规范，比如，国外的私募基金是由托管银行来托管的，那我们的是留在客户的帐号上，另外，一个人可以受很多人委托，他可以控制很多人帐号，为操纵市场、一些违法的操作留下了空间。

　　曲向东：作为中国，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是初级的阶段的，同时作为私募基金的发展也是初级阶段，我们的投资者和我们的市场都不成熟，那么按照您刚才说的，我们是否可以理解，如果要对私募基金进行监管的话，我们也会采取从严的政策。

　　祁斌：我觉得私募基金的监管在全世界各个市场做法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各个国家根据当时市场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

　　曲向东：我们多长的时间内能够听到监管部门一个明确答案？

　　祁斌：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正在继续深入的研究之中，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在昨天和今天的采访中，有三个人说了三句很有意思的话，《中国“私募基金”报告》的作者夏斌说，“挡是挡不住的，只能正确引导”；《中国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王连洲[微博]说的是，“这是富人的游园区，不是说一般的投资者都可以玩这个游戏”，第三句及是中国证监会报告中所说的“开正道，堵邪道”，让私募基金从地下走到阳光之下。这几句话其实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对私募基金应该因势利导，既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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