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文

　　十年前，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迅速地将原来的国有企业化公为私，此一过程中大量出现的社会不公导致了怨声载道。相信国内不少人对此印象深刻。我们进行国有股减持与俄罗斯的私有化有本质区别，但如何既让国有资产安全有效(尽可能地保值增值)地变现撤离，又避免大量的社会不公可能导致的社会动荡，同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由于这一出售是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的，如何避免变现过程对证券市场造成冲击，也是为保证顺利变现所必须做足的功课。

　　从本质上来说，国有资产是全体国民的财富，任何贬值都是国民(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财富的损失。然而既然是市场交易，定价就受供求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如何在市场定价与保值增值之间保持平衡，相信让方案的设计者们绞尽了脑汁。

　　其实关键的就是如何定价。

　　但是显然不能把一切都推给市场，既然政府是国有股减持的“执行长”，即便它不能影响需求的一方，却可以决定国有股上市的供应量。但只有国有股减持的方式、时间、批量、价格等信息的完全公开透明，我们才可能知道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也有人建议，为了刺激需求，提高社会公众购买国有股的积极性，应该给予购买者一定的折扣(比如5%)，这也符合让富于民的总体原则。但是问题在于，国有股是13亿国民的财富，而证券市场的购买者最多也只有0·５亿左右，拿13亿人的财富向0·５亿人让富，是否是公平的做法？毕竟内地的环境与香港盈富基金所处的环境大不相同，香港官股利润本身就是从资本市场上得来的，出售时让富于民可以理解，而且香港是小地方，从逻辑上几乎每个香港市民都可以去买盈富基金，然而内地做不到这一点。

　　市场上的交易毕竟容易监控多了，如果可以完全做到公开化，那么是否公平公正还可由大众来评价，但是如果是二级市场之外的协议转让，就太易于黑箱操作了。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国有股减持后套现所得资金的管理。现在深沪两市A股总市值约在5万亿左右，除去流通市值(不足2万亿)，国有股和法人股总市值有3万亿之多；即便是采用以净资产值为基准再稍上浮的定价原则，大约2500亿股国有股、法人股，价值也在1万亿以上。这可是一大笔钱啊，每个国民有1000元的利益在里边，卖了之后这笔钱花在哪里？还没见一个全面的方案。

　　现在只是有人笼统地提过，变现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具体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如何能够保证全体国民都能受惠？又有人建议将部分国有资产剥离充实老职工的个人账户，从道德上讲这一方案富有吸引力，但是如何保证它的公平公正？

　　而且，这2000多亿国有股法人股的具体所有者身份复杂，无论是国家各级财政部门、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它们均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回笼资金在他们手里，如何防止他们的自身利益膨胀而损害全体国民的利益？

　　这一切均需要透明化操作，让全体国民有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也使得减持方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无论如何，是否符合“三公”原则，可能是“国有股减持”这一国企改革大计衡量成败的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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