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定邦原任香港证监会主席，现为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

　　1998年3月份，朱镕基单独约见梁定邦，希望他卸任后到北京来。1998年10月中旬，梁到了北京。

　　梁定邦的年薪是1元钱，他说：这是我自己一个非常自私的思想，就是想给自己减少压力。我当顾问，是希望寻求一个比较超脱的地位，若我是一个完全受雇的人，那就很难超脱了；我不是一个受雇的人，是顾问，这样我自己的自由就比较好保障。我觉得如果比较超脱的话，我还能起点儿作用，另外，我能保持那种自由的发言权，空间比较大。

　　梁定邦预测今年证券市场热点

　　今年是证券市场“监管年”吗

　　记者：有媒体说今年是证券市场“监管年”，您对这个提法如何看？您认为今年证券市场有哪些热点问题？

　　梁定邦：首先，我不赞成“监管年”这个说法，那明年就不是了吗？我前面说的监管5个环节中，我们前两项工作做得比较好，在第三、第四、第五也就是在“监控”、“审核”、“执法”方面工作薄弱，所以要打好基础。中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这样一个大市场一定要先打好基础，如果基础都不垫好，很难面见江东父老。

　　2001年证券市场的热点应该有“创业板”、“开放式基金”、“国有股减持”，还有“社保基金”和市场下一步怎么发展，这些都是热点问题。前些时候我专门去找刘仲黎主任探讨，现在这个问题还没完全想通，尚未达成一致的看法。

　　关于国有股减持问题，一定要采取多层次多方法去做，不能一下子全部卖到市场上去。第一，我估计没有这么多人来买。第二，这样做容易把市场秩序搞乱，也肯定不会这样来做。另外希望今年把二板市场启动起来，大家都努力争取，二板市场非常非常必要。

　　创业板启动好时机来了

　　记者：最近萧灼基教授讲：不能因为香港创业板启动遇到了问题而影响中国创业板的启动，您认为呢？

　　梁定邦：我反而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因为现在是定价最低的时候，现在来做定价，人们的预期比较踏实、执著，比较谨慎小心。香港的创业板为什么到了这样？是因为最高点出来了，人们的预期没有很好的基础。开始时预期好，以为买什么都发财，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现在全部股市低迷，这时人们看企业看得比较清楚。现在启动创业板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应该适时推出二板。我认为中国的创业板设计集世界之大成！真的是这样，凡是先进的我们都吸收过来，证监会是真下了功夫了。我也参与了此项工作，文件不是我起草的，我只是提建议当顾问。从监管角度来说，比较到位了；从需求来说，制度需求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创业板如何启动，关键看国务院怎么决策。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分析。创业板为什么要快一点，这与国际环境发展趋势有关系，这是一个好关系，不是坏关系，这对发动我国下一步经济优势即高科技经济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没有融资平台。那些准备在二板上市的企业，其材料我都看过，有319家备案的。从材料看是很不错的，差不多没有一定不赢利的，头一批入选的肯定有赢利。除此以外陆续备案的公司越来越多，我估计这些公司的进入远超过二板设计的方案。一些公司为什么不去上主板呢？有的是股份化时间比较晚，虽有赢利不够3年，因此只能到二板去。这些公司赢利的不少，如果这些公司一旦获得资本，下一步的扩展可以创造多方面的就业机会。

　　现在我们国有经济的出口少了，但是要知道是增长率降低了，不是出口少了，也有增长，只是“率”降低了。我们国家经济格局是一个大型的国内经济国，我们不是光靠出口，我们的GDP大部分是靠国内经济，我们高新科技公司都是为国内经济服务的。现在好多上市企业，它75%的产品都是内销，你会看到中国庞大的“内部经济”，惟一能与中国相比的就是美国，世界上现在两大内部经济国就是美国与中国。以后我们的经济发展格局会跟美国相似，主要是因为都拥有庞大的内部市场。

　　AB股合并还要等

　　记者：请您谈一下有关AB股合并问题及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等方面的政策。

　　梁定邦：AB股合并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要让国外的投资者能进入我们的A股市场，这样才能合并，不然没法打发他们。国外投资者进入我们A股市场也有许多大前提，要让外汇进入我们国家，又让外汇能自由退出我国边界。香港、台湾都有一种外汇的自由度，中国大陆本身自由度很小。要解决自由度的问题需要一些措施，措施办法是有的，我最近准备去见台湾的“央行”行长，与他谈这个事，我们现在有很多二手材料，因为已经做了一年多工作了。

　　关于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已有条例，可按条例去做。与外资金融机构做合资企业有一个条例草案已拟了一年了，并在业界征求过意见，关键看WTO的进程怎样。

　　关于国外企业在中国A股上市问题，现在境外注册的外国公司不能在A股上市，A股目前只限于在我们国家境内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要依据公司法来办，台湾的公司都不能在A股上市。

　　与国外金融机构办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已有条例草案，要等WTO，现在的想法是这样，等WTO出来后我们再颁布。

　　住在山中的梁定邦

　　由于梁定邦家住在京郊的山中，我只能先到一家宾馆等他来带路。没想到与他同来的有一条狗，一只军犬。他说，这条狗很喜欢坐车，打开车门那只狗就跳上了车，他只好带它前来。

　　去他家的路弯弯曲曲，我开得很慢很慢。前方路边几个妇女带着孩子下山，他叮嘱我一定要慢，以免撞着那个孩子。路过那群人时，他又向那个孩子招手，很亲切地。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捡破烂的老人出现在路中间。梁先生告诉我一定要先让他，等他慢慢走过，我们的车才开过去。

　　梁先生的家是一块风水宝地，三面环山，正面是河，其地势颇似毛泽东的故居韶山冲。这里有带树林的院子和做日光浴的小亭子，在宽大的阳台上我们发现空气已经比北京城里清新了许多。

　　梁先生的家真是中西合璧：墙上既有西安农民的画以及中国画，又有西式的壁炉。家中最令梁先生高兴的是从英国带回的音响，有意思的是，那么一套房子中，有两套音响，一套在客厅，卧室还有一套，可见其发烧的程度。

　　在我们谈话其间，管家的小孩也进了这个屋子，他的问候依然彬彬有礼，分外温和。

　　梁先生的举止又让我想起王家卫，他的教养和气度也颇似梁先生，只是由于王家卫年轻一些，也更有活力一些。这二位是我们较多了解的香港人。在香港，东西文化相兼容的程度使许多人身上都表现出很好的气度。文化的熏陶很多体现在行为举止之中。我曾有过很深的感受，那就是在不同文化冲撞中成长的人有极好的包容性，地域性很强的人往往容易偏狭。

　　除了文化、经济的发达是造就人气度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很久以前我们永远在观点上争论甚至争斗，但到了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之后，许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现在想来，停留在观念上的争论是多么脆弱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我再次对梁先生深表感谢。他不仅对中国证券市场提出了许多建议，而且是带着一颗赤子之心，而且找出了中国法律制度的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而且是有极强的爱国心。在做节目之前梁先生“能为中国证券市场做点事是我的荣幸”这句话已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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