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不久，政府官员和清华大学的专家教授与资本市场的弄潮儿们在清华园聚会，参加中国企业清华大学高峰会。专家教授们与上市公司董事长、网络公司CEO就知识与资本的互动转化及中国股市进行了一番发人深省的对话。

　　在峰会上，本报特派记者有幸受邀，亲自聆听了何宁(原摩根斯坦利(纽约)经理、美林国际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现国内知名网站新中商网首席执行官)、宋军(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宋逢明[微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国际金融工程师学会唯一的中国会员)、潘福祥[微博](清华大学副教授、清华兴业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四人关于知本与资本互动、关于新经济和中国股市的精彩对话。

　　潘福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知识与资本的互动。我看了何宁你的简历，觉得很有意思。你曾在世界著名的资本公司摩根斯坦利工作过，后又到全球性券商美林证券工作过，而现在你是新工商网的首席执行官，是网络新经济的代表。你过去代表资本的力量进行投资，而今天是新经济的一员，请问你的这种知识与资本的互动是怎么实现的？你的公司有风险投资吗？

　　何宁：我现在做的事情的确是互联网、新经济和电子商务。很多人都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从美林这么大的投资银行，这么好的位置上下来，我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我目前从事的这些工作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新、风险也比较高的。我是从去年9月份离开美林从事这一事情的，当时的新经济泡沫已经破灭，纳斯达克[微博]也开始下滑，但我仍觉得这个工作可以做好。这是因为我坚信不管今天资本市场怎样去看待一个新生事物，这并不代表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最终态度，并不代表互联网在国内乃至全球的发展和应用。我一直坚信电子商务在人类的经济发展中会起到非常巨大的革命性作用。举个例子，1999年的BtoB的交易额是2300亿美元，而到2005年，据因特尔的评估则会达到75000亿美元，而且亚洲的发展是最快的，中国则会领先其它国家。我相信今后没有任何一个行业会超过互联网。我的公司目前还没有风险投资。就是今年有了风险投资，我也要看风险投资在公司占的权益有多大，我希望达到一种比较好的结合。

　　潘福祥：十年前托福特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写了三句非常著名的话，说人类经过了三种权力的转移。第一句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第二句就是资本金钱万能；第三句是培根常说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从暴力到金钱到知识的不断转化，今天我们谈到知识经济的时候，是不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到了知识主宰社会经济发展主流的作用？

　　宋逢明：当前知识已被放到了很高的位置。是知识为资本服务，还是资本为知识服务？实际上，我相信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论是科学的，资本有扩张，奴役劳动，也奴役知识劳动的一面。但我相信，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知识站起来了，知识也挺胸了。何宁原来在资本领域已有很优裕的环境和很丰厚的报酬情况下，依然离开了资本，投靠了“知识”。

　　潘福祥：过去是通过知识赚资本，现在是依托知识使资本增值。

　　宋逢明：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年轻，到现在只有十年，在发展过程中从无到有，从完全没有知识到向有知识的方向发展。1990年初见上证所总经理魏永元时，问他关于证券交易所的问题，我听来听去，他只讲两句话，一个是价格优先，一个是时间优先，其他的听不出他对股票交易有什么想法。中国的股市在前十年的发展中，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在有成熟的理论下进行扩张。在今后的扩张中，要由知识来教育这一过程了，由知识来管理资本了。

　　潘福祥：刚才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谈到，现在资本市场存在如何给知识定价的问题。证券市场的价格总水平也好，比价水平也好，应该通过市场来不断完善和发展。我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宋军，你是清光紫光的董事长，清华紫光100元钱的股价分两部分，清华占80元，普通的高科技公司占20元，你觉得市场给清华大学知识定价80元，是太厚爱了？还是定价还不够？

　　宋军：我认为是定价还不够，当然这是市场投资者对它的定位。股民对清华紫光有这样的承认，应该说清华大学占了非常大的成分，清华紫光同仁的努力也占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清华紫光是一个做高科技成果转化的公司。对清华大学而言，有大量的科研成果要转化为产品，这就是知识在资本面前的优势。如果一个好的想法，把它变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可能得花10元钱，要是把它变成能够卖得出去的产品，那可能还要花100元钱。清华大学只能完成10元钱这一步，后面的100元钱的最后一步得需要资本市场来支持，清华紫光的发展正在经历这最后的一步。在几年前，我们的企业就是用国家给的钱和自己的积累，苦苦地把自己的好想法变成样机，变成产品。今年我们拿到了几十个亿的订单，那就是几个亿的回报，而我们开发中前后加起来还不到一个亿，这样一种知识对资本的回报是相当可观的。我想，如果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了，最好的例子应该是这样：在资本市场上，真正能够成为百万富翁的不应该是杨百万，而更应该是比尔·盖茨。

　　宋逢明：我想把宋军的话题引申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由知识来教育资本市场，由知识来引导资本市场，由知识来规范资本市场的时候，也就是说资本市场在今后的改革和发展中，已经不能纯粹地摸着石头过河，而必须要有真正的科学知识。在香港时，梁定邦先生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他说我们一定要用非常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找到中国证券市场真正的问题。现在证监会在梁定邦先生的指导下，正做一些规范市场的基础性研究。中国证券市场现在是十岁的儿童，在今后的十年当中，如何使它在体格和理性方面都能够成长为一个健壮的青年，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有科学的知识和正确的金融理论来支撑。现在在证券市场上，在资本市场上，这种以往摸着石头过河的知识是不符合市场以后规范发展方向的。

　　前几天，在人大的一个讨论会上，一位在股市非常成功的大户对我说，在股市当中肯定是要做庄的，不做庄怎么有股市呢？我说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共同基金的数目要比股票多得多，股票是三千多种，共同基金是八千多种。你所谓的做庄，主要就是做内幕交易，这些内幕交易一定要策划于密室，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信息的不对称。如果你在纽约股市做一个庄，至少要召开500家基金的大会才可能做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目前国内这种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做庄交易显然是不合理和有问题的。

　　潘福祥：有人跟我讲，中国证券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我说这话怎么讲？他说过去的庄家，运作的主力都是杨百万一类的人，现在过去的杨百万们都变成了教授了，操盘手都成了博士了，所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就决定了市场的运作，这些教授运作起来可要比过去的杨百万们狠得多了。现在一批非常擅长企业基本面分析的人今天告诉我们全仓杀入，明天又告诉大家清仓而出。这到底是市场的毛病，还是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毛病？我认为这是资本的毛病，这实际上是把高科技知识作为“毛”，贴在资本这块“皮”上来获取证券市场中的高额利润。

　　宋逢明：我想谈谈规范市场的问题。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在哪里，我们经过研究有一些认识。我认为应该是整个市场的结构形成的。包括金融界，很多人是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的，比如理性的投资者和赌徒有一定区别，一个金融市场和赌场有什么区别？这是非常基本的东西。理性的投资者不是把钱存入银行而是到股市投资，到股市投资是有风险的，投资者冒这种风险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风险的补偿。风险大，预期的收益就大；风险小，预期的收益就小。而中国的股市真正存在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庄家利用这一点进行内幕交易，包括对股票的轮番炒作，轮番做庄，一只股票死掉很长时间不动，突然一下子火爆起来，大家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股票市场不能够公平地分配投资者应该得到的风险补偿，这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股市中有相当一大批没有信息的投资者，也就是散户，实际上是长期在亏损。这说明规范市场已刻不容缓。(本报特派记者贾强)《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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