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福林的尖峰挑战：解决中国股市全流通问题

　　本报记者 何晓鹤 北京报道

　　2002年中国股市的风云人物张卫星会感到一丝郁闷。在2003年1月1日的中午，张卫星在发给另一位学者的信中附有一篇他才写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1342点是防洪的一道大堤，不能轻易被突破，否则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张卫星的文章还没有发出来。2003年1月2日，新年股市的第一个交易日。股市并没有新年新迹象，跌势依然在蔓延着。当日，沪证指数下跌37.02点，收盘于1320.63点。

　　“换手如换枪”的谚语并没有在中国证监会新任主席尚福林身上体现。在他上任的一个星期里，中国股市没有任何起色，“真是阴雨连绵”，一位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苦笑着说。

　　也许，这只是中国股市给尚福林的一个“见面礼”。而他真正要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那把高悬在中国股市一年多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股份全流通。

　　“股市这样持续的下跌已经找不到什么原因了，所有矛盾的核心问题就是政策，而政策的核心问题就是全流通”，在著名学者刘纪鹏眼里，全流通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

　　然而事实上，全流通依然是雾里看花。随着尚福林的到任，这更变成了一个敏感的问题。“还要等等看，现在并不清楚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一位一直呼吁全流通的学者说。

　　多种方案出台

　　2003年1月2日，著名学者王连洲在他的办公室里一份接着一份地向记者出示着他手里的一些学者关于全流通问题的讨论。让王连洲感动的是，一位来自广东的股民的来信，被王连洲认为也是一位老者的这位股民痛斥了中国股市的很多问题，并说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在于全流通。

　　“这已经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了”，王连洲深有感慨地说。

　　事实上，目前券商内部也正在传阅一份全流通的草案。这份草案的原则是：宜简不宜繁，宜早不宜迟；解决遗留问题与杜绝产生新问题并举；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的震荡幅度。总体上要维护国家的权益，保障流通股的利益；有利于上市公司。同时，在这份草案中，提供了三种全流通方案，分别是缩股、转让和划拨，其中，前两种是补偿性流通，后一种是不补偿性全流通。此外，这个方案明确提出在推出时间上以今年2到5月为最佳。

　　但实际上，这份在券商中传阅的方案并没有引起券商的多大兴趣。”我们希望全流通缓行”，一位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现在的这种状况，再加上全流通带来的股市重心的下移，我们就难以找到活路了”，他说。他同时也承认，这份草案基本上延续了前段时间被认可的张卫星和韩志国两人方案中的“缩股全流通方案”。

　　这个草案也许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更多的方案依然在设计中。

　　刘纪鹏正在探讨全流通的一种新的思路。2002年12月20日，刘纪鹏向记者透露，他正在设想一个新的全流通的解决办法，但还不成熟，大体思路是按照非流通股的分类，“我们对非流通股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有950家是有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的，而有250家是没有国家股的，我们能不能先在没有国家股只有法人股的上市公司中先推出”，对于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刘纪鹏解释说，“因为国家股的转让涉及到7个部门，所以就出现了联席会议，但一般法人股的250家公司，他们是证监会可以以裁判员的身份进行协调的。组织双方来探讨一个全流通的思路。”

　　“在证监会可以说了算的法人股上，果断地推出全流通的试点思路。实际上，这些思路我们只要能推出一两家就能够使投资者看清楚未来的政策了。他们心里就有底了，信心就建立起来了，也就为着手解决国家股创造了条件”，刘纪鹏同时坦言“缩股”并不是惟一的方法。

　　而“从新股全流通人手逐步实现股市全流通”也成为一些研究人士的思路，王连洲就很看好这种思路，他认为这是给市场带来震动最小的一种方案。上海金新金融工程研究院的王林是这一思路的一个代表。这个思路概括起来就是“增量新股票净资产低价全流通发行和存量老股票多方式分期流通相结合”。而同样来自上海的复旦大学博士杨世军进一步演化了这种思路。提出“新股低市盈率定价全流通发行、存量流通股定向市值配售补贴、非流通股场外定期竞价大宗交易”的“三定思路”。这个方案一出，在2002年的最后几天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些人甚至在一些财经论坛里说这个方案就是管理层选定的方案。但杨士军却向记者申明，“那些只是网友们的意思”。

　　“目前，证监会的人事变动还在进行，这些方案和全流通的问题还要等等看”，一位学者说，“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是中国股市的头等大事”。

　　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2002年12月初一次管理层向市场各方人士征询意见与建议的研讨会上，张卫星通过技术分析告诉参会的人员，“从技术上分析，我认为管理层当前首要任务是化解眼前中国股市崩盘之危，股市就像一个严重病人一样，长期病痛折磨下的疲弱市场留给政府管理层解决问题的时间不多了！”

　　而刘纪鹏更愿意从国有股减持问题开始讨论中国股市今天面临的众多问题、“国有股减持，如果在我们的国有资产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再研究1200家上市公司，3600亿国有股的这种减持、流通，时机就会更加成熟，”刘纪鹏肯定地说，“但是2001年我们为了筹集社保基金和打压股市泡沫，使得这一政策过早地提出，从2／3的股份不能流通到立刻出现国有股减持，带动全流通的预期使得人们没有思想准备，全流通像一个庞然大物，他对市场的压力是有形的。”刘纪鹏很痛苦地看到了在这种压力下无所适从的投资者。

　　在这种情况下，“去年尽管有这么多的利好，外部环境对我们也有利，但股市依然一头向下，去年的股市尽管国有股减持从暂停到终止在二级市场减持，但人们的疑虑并没有消除，因为人们更加坚定不移的预期目标是资本市场必须全流通。再怎么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流通的。”刘纪鹏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非流通股不能上市流通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关于此的最早的规定是《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法人股流通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证委发1993年58号)，“为了保证法人股流通转让试点顺利进行，现规定，在国家有关法人股流通转让试点办法颁布之前，暂不扩大法人股流通转让试点；在国务院正式批准法人股流通办法前，各地不得擅自进行法人股流通转让。请你们通知你地有关部门遵照执行”。最早规定国有股与法人股“暂不流通”的文件，是《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就今年股票市场有关政策性问题发表谈话》(1994年2月4日)。该《谈话》提出：“在实际操作中，现在法人股上市还存在不少问题，没有完善可行的管理办法…即使法人股上市管理办法出台后，也不可能把多年积累下来的法人股一下子集中上市，必须考虑市场资金和技术承受能力，逐步解决。将来国家股上市，问题比法人股上市复杂得多，不可能先于法人股解决，还须有一个过程。”其后，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股权管理的实施意见》(国资企发<1994>9号)中强调：“对于证券交易与证券市场管理而言，国家股、法人股与其他类别股应当享有同等权利，从长远看其间没有差别，无须加以区分。”因此非流通股“暂不上市流通”，是管理层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确保市场稳定的权宜之计。

　　“在国贸委成立后，在产权清晰化后，按照正常秩序来说，在2004年解决全流通的时机最为成熟，但这个问题在2001年6月就提出来了。”一直参与国有股减持讨论的刘纪鹏说，“由于国有股、法人股过早地、不合时宜地、在局部点上欠考虑地提出，所以导致我们陷入了长达一年半的被动局面，而且这种被动在某种意义上逼得我们今天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去改变。”刘纪鹏认为，中国过去渐变稳定的改革的思路在无形之中已经被打乱了，所以今天必须迎接的挑战就是要去加紧突破全流通。如果不解决全流通问题，政府出台的每一个政策都将使得补偿照顾流通股股东的股票价值受到威胁，如果不突破，出台的政策都会产生预期不好的结果。

　　“全流通的时机来了，虽然这是一个被动的局面。”刘纪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