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生资产管理的历史不长、背景不强，所以证监会的官员也很谨慎，一直问我们拿了额度要怎么用。我就说我一定会投A股，而且我还准备搞成一个开放式基金，让更多的投资人认识A股市场。”为此，谢礼文每个月会召开一个论坛，找几个专家专门讨论A股的话题，然后把讨论的内容交给《信报》发表。“报纸我都留着，还拿给证监会的官员看。他们考虑了很久，后来相信了我们。”

　　2004年5月10日，香港恒生银行正式获得QFII资格。然而，在拿到5000万美元额度后，谢礼文成立开放式基金的设想却在香港证监会卡了壳。“香港这边说，要发开放式基金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基金资产必须在香港证监会认可的银行托管。而内地规定，QFII必须委托境内的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当时没有香港和内地都认可的托管银行，所以一时间开放式基金的设想就卡死了。”

　　从2002年听说QFII开放到2004年恒生拿到额度，两年时间过去了，谢礼文仍然在A股的大门外徘徊，他再也不愿等待。“开放式不行就封闭式，公募不行就私募，反正我一定要投A股。”通过恒生银行的私人银行募集到足够的资金后，谢礼文终于开始了他的A股投资之旅。

　　两个人的战斗

　　当时和谢礼文搭档进行QFII投资的，是现在南方全球精选的基金经理温亮。谢礼文负责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温亮偏重个股选择。

　　“和现在的QDII一样，最初我们也要请内地的投资顾问，恒生选的是南方基金。南方基金当时的投研团队有30多个人盯A股，恒生只有我们俩。”在最初的QFII中，这样的人员配置司空见惯。“对于境外机构来说，投资A股只是其全球投资的一部分。覆盖亚太的投研团队里只有一部分人专注于大中华，其中又分看A股、H股、红筹股的，因此很多公司只有1个人甚至半个人负责盯A股。”谢礼文解释。

　　人少，能关注的股票就十分有限。“和内地的券商不同，那时候很多QFII只看50只股票。一是没人没时间；二是真正用基本面去选股的话，有投资价值的也就是那几十家公司。”谢礼文表示，内地的基金经理和QFII的投资经理去同一家上市公司调研，问的问题会很不一样。“内地研究员问得一定很仔细，而QFII会问比较宏观的东西。国家政策怎么样？对你们影响如何？因为QFII的投资经理不光是看一个板块，可能要看好几个联系不大的行业，不可能对每个行业都抠得太细。而且这样问也不是没有优势，可能更方便投资经理抓住公司发展的重点。”

　　选择中信证券就是谢礼文这一思路的体现。他的逻辑很简单，国内的交易所没有上市，如果看好A股，如果只能买一家公司，那就买一只最有代表性的券商股。“我访问过中信证券，当时他们希望担任我们的交易券商。给我的感觉是中信的普通员工和其他券商差别不大，但高管对战略把握非常好，坚持，有执行力，在困难时没有放弃，这对在证券业生存非常重要。”

　　“我在恒生管理QFII有3年时间，到2007年离开时，中信证券一直都在我的投资组合里。连温亮都说，他认识的A股基金经理差不多都已经卖了，只有我还是坚持不卖。”不过，谢礼文倒是对QFII都是长期投资的说法不以为然。“内地人喜欢听消息做短线，我们人在香港，听到了消息也是第二手、第三手，股价早就上去了，做短线不现实。而且，QFII的交易手续比在内地买股票繁琐得多，很难今天买了明天就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