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QFII制度正式进入试点。野村证券立刻就像一台高效的机器运转起来。“日本企业的特点是一旦作出决定，整个公司在一段时间内都朝这个目标努力，像打仗一样，把它拿下来再考虑下一件事。”

　　QFII试点之初，我国监管机构对QFII申请人范围和投资品种范围作出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欧美的一些机构尽管对投资中国也很感兴趣，但对QFII制度的细节还有疑虑，认为条款不够具体、投资范围不够大，还想等一等。他们是谈得多，做得少，野村则是一鼓作气。”

　　2003年5月26日，野村证券和瑞士银行终于成为第一批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当时的感觉非常好，觉得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谢礼文回忆起那时候的感觉仍显得很兴奋。

　　一波三折QFII路

　　2003年7月9日，瑞银高调买进宝钢股份、上港集箱、外运发展、中兴通讯四只股票，完成了QFII第一单。野村的QFII投资却杳无音信。

　　“拿到资格后我就一直问，什么时候募集新基金使用QFII额度？那时候基金的产品设计早已做完，销售渠道也都沟通好，客户很感兴趣。前期的模拟投资已经有近1年时间，业绩每个月都跑赢大盘。我自己很有信心做好QFII的投资，但奇怪的是迟迟没有发新基金。”

　　后来，谢礼文才发现其中的奥妙。尽管野村和瑞银同时获得QFII资格，但二者对QFII额度的使用存在很大差别。“野村拿了额度的初衷就是成立专门的基金自己投资；瑞银则是把额度分给客户，只不过通过瑞银来交易。就像包下来一个商场，野村是想自己经营商品，瑞银则是把摊位租给其他商户，它来做物业管理。”

　　看到瑞银的运用模式，与野村资产管理同为野村控股旗下的野村证券公司也想效仿，提出QFII额度应交给他们。“由野村控股申请QFII资格本来是好事，效率更高，但最后演变成手下两家打架，都觉得额度应该自己用。而5000万美元的额度又太小了，根本不够两家平分。争来争去没个结果，直到我离开时，野村的QFII第一单还没有投下去。”

　　2004年初，希望寻求更大发展的谢礼文回到香港，担任香港恒生投资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主持总规模达70亿美元基金资产的投资研究和管理工作。“当时我有一个条件，就是恒生也要申请QFII，没想到这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于是，谢礼文的任务除了带领恒生投研团队，又加上了申请QFII资格。“你需要证明公司过去几年在合规方面没有出任何问题，公司及母公司的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准备一套申请材料，然后跑证监会、外管局。要获得他们的批准，真的比较难。”

　　谢礼文回忆，当时国内监管者最关注的问题是国外机构拿了额度后怎么用。“QFII试点开始后，上证综指却由1500多点跌至1300点。有些机构拿了QFII额度后不敢投A股，跑去投可转债或者封闭式基金。”中国开放QFII制度，目的就是吸引海外机构投资A股，在为市场提供增量资金的同时传播先进的投资理念。“拿到QFII额度的机构不买A股，中国的监管者觉得这是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