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金融危机五周年之保尔森追忆
图为最新期《商业周刊》杂志封面导读：2008年9月15日，美国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在小布什总统的领导下，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等人合力推出规模达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稳定金融市场。五年后的今天美国早已脱离金融危机，经济迈向全面复苏。抚今追昔，保尔森在最新一期《商业周刊》封面文章中详细叙述了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的历程。
2008年9月15日前的那个周末人们不再接雷曼兄弟CEO富尔德(Dick Fuld)的电话，因为他长期以来都不接受现实。富尔德希望把不良抵押贷款剥离安置到名为SpinCo的子公司，数周前要求纽约联储和财政部向其注资。我们向他解释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权力，但他认为政府总能帮上点忙。怎么会没人想买他的公司呢？他就是不愿相信。
我是和富尔德交谈的少数人之一，我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找不到买家，没有买家政府也无力拯救雷曼。他被击垮了。只有身为CEO才能理解他彼时的心情。他显然热爱雷曼，将其视若己出。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不是危机的结束，也不是危机的开始。我从未以进入华府为目标。在1969年我到哈佛大学商学院就读的第一年我就停止了学习，我是一个好学生成绩过关不是问题，于是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卫斯理学院和温迪-贾奇(Wendy Judge )在一起，在第二学年开始前说服她嫁给了我。温迪在弗吉尼亚州Quantico谋得游泳教练的职位，我则在国防部找到工作。去教堂是我唯一穿正装的时候。我仅有的管理经验是一次在科罗拉多州的夏令营。不过在那段时间我进行了平生第一次救助活动。
Hank Paulson，《Bloomberg Businessweek》记者 Henry Leutwyler摄洛克希德是当时濒临破产的大国防承包商，尼克松政府要求国会提供贷款担保。老实说我认为政府不应干涉。洛克希德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部分本可由其它国防承包商收购，但人们对此争论激烈，即便在那时救助也非常不得人心。
白宫因我在洛克希德所做的工作找到我，让我到白宫国内委员会(White House Domestic Council)为副主任Lewis Engman工作。我那时毫无经验，遇到很多问题，不过Lewis是个好老师。他对我说，要是有人让你做看上去不太正确的某件事，那就问一大堆问题；写备忘录时不仅要自问是否写得正确，还要考虑上《华盛顿邮报》头版的效果如何。1972年4月我开始在尼克松政府工作，几周后水门事件爆发。
做出离开政府的决定并不困难。1974年1月当我加入高盛时，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掌管它。要是你对管理感兴趣，希望管一家大公司，那你应该去一些工业公司而非一家投行。我选择高盛是因为我确实对涉及众多行业的客户咨询等工作感兴趣。
初入高盛便有人说，“汉克不太聪明，他只不过是吸收他人的知识”。我把这番话看作对我的表扬。我在高盛和许多CEO共事，他们有的确实不错，有的就不那么好。我和州领导、政府领导人一起工作并提供咨询。从中我明白世上没有完美的领导。这些CEO取得成功有赖于他们组建的团队。如果你不把人们团结在周围弥补自身不足，那么你的缺点将在工作中显露无余。
2006年春我两度拒绝担任财长，那年四月第三次要求我出任时我答应了。我实际上对小布什总统不了解，我提出包括自行选择幕僚的多项赴任条件。然而如果不能与总统建立良好关系这些条件也没什么意义。小布什是一个好老板。金融危机期间他总是说，“你是我的战时将军，无论何时只要有必要尽管来找我，我们可以讨论任何问题”。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我还极其幸运地拥有本-伯南克和蒂姆-盖特纳这两位了不起的合作伙伴，我们建立的不同寻常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大大促进了我们的工作。
2006年7月总统在戴维营会见他的经济团队。他让我就福利改革发表演讲，但我要求谈一谈对经济过热的担忧。多年来美国的经济过剩不断积累，我认为极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我谈到场外衍生品市场及其透明性的不足，谈到对冲基金的规模，但我没有谈房地产市场。会后总统问我道，“汉克，什么原因会造成金融危机”。我回答说不知道，一旦发生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金融危机苗头开始显露时我已经在华府供职一年了。法国最大银行巴黎银行的多支基金拥有次贷相关抵押债券，其中三支基金被冻结。投资者要求赎回导致一场流动性危机，全欧洲为之十分担忧。从那时起我们便高度警觉起来。
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马上开会讨论抵押贷款证券的复杂性。在过去如果要贷款买房，我去找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就像我在1974年买房时那样。如果有问题我也去找他们，如果存在合理的解决办法我们会修改抵押贷款条款。然而这一模式改变了，我们迎来了证券化模式。抵押贷款被分割打包成证券，然后在全球公开市场销售。与创新伴生的是复杂性，而复杂性是透明性的敌人。
进入2008年，许多美国机构破产。在全国范围内，抵押贷款证券化最大的始作俑者靠美国银行的股权投资救助。花旗银行、美林、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的抵押贷款投资组合全都遇上麻烦。
3月13日，贝尔斯登告诉我们，如果得不到援助次日将破产。由于抵押贷款投资失误前一年贝尔斯登亏损24亿美元。当时我想，必须有应急权限防止将破产的投行进入一般破产程序。但是美联储无权提供债务担保或注资，财政部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一个买家。
摩根大通愿意介入提供资本支持，但美联储须为其提供300亿美元的无追索权融资以支持收购。最初的协议是摩根大通以每股2美元收购贝尔斯登，为了让收购达成，最终收购价每股10美元。
摩根大通的Steve Black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那样是不是造成道德危机”？他们认为，如果市场参与者相信政府始终会准备介入以拯救行将破产的机构，那么这些市场参与者就不会对机构进行各种必须的严格分析审查。我曾表示贝尔斯登的收购价不应超过每股2美元，理由不是因为道德风险而是公正。如果美国政府通过美联储发放一笔贷款防止一家银行破产，股东为什么应该得到更多的钱？伯南克和盖特纳认为，更大的好处是防止破产。我同意他们的说法。
市场注意力几乎马上转向雷曼兄弟，贝尔斯登事件后我竭尽全力鼓动富尔德筹集资本、吸引战略投资者或出售公司。与此同时伯南克和我去见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兰克(Barney Frank)。我们需要紧急决定权限使失败投资银行免于破产，就像政府对商业银行那样。弗兰克说：“除非你们说‘如果我们得不到授权，像雷曼兄弟那样的投行将破产，后果将极其严重’，否则我们不能让国会采取行动。”当然，我们刚开始那样说，雷曼就倒了。
房利美(FNMA)和房地美(FMCC)是通过补贴30年抵押贷款减轻购房负担而设立，前者在大萧条后的1938年成立，后者成立于1970年。它们都是政府支持的实体(GSE)，有着崇高的目标同时也有很多重大缺陷。
首先是尽管它们不属政府所有且无明确的政府担保，但市场认为美国政府是它们的后盾。第二个缺陷是对它们的监管不力。国会剥夺了两房监管机构作为一家银行监管者做出判断所需的广泛权力。此外它们是规模九倍于雷曼兄弟的超级机构。它们的规模不断增长，显然帐篷已经关不住“大象”了。
两房独立监管者声称它们的资本充足，但我们发现它们每周在市场抛售多达200亿美元债务证券。如果它们不能出售证券，投资者将心生疑虑而大肆抛售，造成价格大跌和两房证券持有者亏损。如果它们完全倒闭，世界末日将到来。
7月我们向国会要求紧急权力以处置这一威胁。然而到8月中旬，我们发现GSE资本金严重不足。在考虑多项选择之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周日对相关公司采取行动，以便周一开市后将公司置于新管理层之下。其中一位CEO打电话问我，“汉克，情况如何”？我说“无可奉告”。
我向布什总统汇报情况时他很兴奋，但他难以相信我们能够保守秘密。
在房地美和房利美稳定之后的9月7日，显然雷曼将遭遇来自投资者的真正压力。大多数市场参与者都在紧张观察，希望伯南克和我能施展魔力。
我们要让人们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伯南克、盖特纳和我决定周五把华尔街主要机构的负责人叫到纽约联储，让他们明白美联储无权提供债务担保和注资，政府不打算为投行逐利失败的贷款背书。我们需要一个买家，需要这些银行对买家提供必要的支持。老实说，那个周末我觉得需要两个买家才行，因为当时我认为无论雷曼破产还是被收购，市场将立刻把注意力转向美林。
巴克莱CEO Bob Diamond9月16日在雷曼总部讲话整个周末我们的会一个接一个，期间我们与美国银行和巴克莱商谈。周日早晨我们认为将与巴克莱达成协议，但英国监管机构不同意这笔交易。那真是可怕的时刻。大家都在等我和盖特纳出来向他们报告，我不太确定该说什么。我感到一阵恐惧。我给温迪打去电话：“我觉得身负整个世界的担子，我不堪重负，我不知道做什么、说什么。为我祈祷吧”。
温迪马上把我们最爱的圣经名句念给我听：“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立刻感到平静、恢复了自信，出来与银行家们谈话。幸亏美国银行收购了美林。如果它收购的是雷曼，我认为美林将倒闭，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美银美林的John Thain. 我记得9月15日那天起得很早，透过窗户看纽约街头去上班的男男女女。我确信他们中间有的人肯定是在雷曼工作，有的在其它银行工作，其他人不是银行员工，但他们的生活将要发生深刻变化。
雷曼加剧了金融危机——它是金融危机的征兆而不是原因。我不同意把“多米诺骨牌理论”用于雷曼。我之前的同事Ed Lazear说得很中肯：金融危机就像一个巨大的爆米花机，一年来随着危机的持续它一直在加热这些玉米。雷曼可能第一个爆炸，不过那个周末我们知道接下来该美林和AIG。
那一周是我经历的独一无二的一周。我们处理各种问题——防止AIG倒闭的必要性、其它金融机构即将倒闭的可能性、防止货币市场基金内爆的必要性、向国会要求紧急权力的必要性。
那一周我们一直在设法从国会获得我们所需的授权，核心是从金融机构收购非流动性资产的权力。9月18日周二晚间，伯南克和我与国会领导人会面。当时他们很多人还没有亲眼见到这场金融危机。伯南克和我描绘了金融体系冻结的情景：银行不再同业拆借，信贷不再正常流动，失业率升至“大萧条”时的25%。如果我们不马上行动将发生灾难。
9天后即9月27日星期六，似乎国会将批准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然而谈判陷入僵局拖延至当天夜深。我感到筋疲力尽，开始干呕。我搞出了很大动静，似乎我真的病了。Rahm Emanuel过来看我，Harry Reid说去找个医生来。我说不用了。我和温迪打网球，有时在大太阳底下还干呕。我们的对手认为那是我的策略。
9月29日周一众议院投票否决TARP。准备向我庆祝的Barney Frank安慰我说，“别担心，汉克。有时候孩子们会离开家，直到肚子饿了再回来。”TARP获再次投票通过，然而在TARP通过的那一周，市场形势不断恶化：美国最大储贷机构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倒闭；行将倒闭的第六大银行Wachovia被收购；欧洲银行岌岌可危；全球信贷市场停止对金融机构融资。我们曾要求国会授权购买非流动性资产，但显然我们的行动需要更迅速更有力。于是我们改变战略，决定直接向银行注资。
我的一贯观点是承认错误并迅速改正。我不必和白宫官员争辩金融体系崩溃对经济的伤害将何等严重。布什总统有着良好的感觉，他理解市场。他让我做正确的事情，不要管政治，这是他给我的最好建议。
10月12日，星期日，我让九家系统重要性银行CEO周一下午到财政部。届时我们将介绍TARP，要求他们在数小时内签署自愿获取资本的协议。每家银行都想成为矮子里最高者：谁也不想承认自己有问题。于是我们设计了不区别健康银行和受胁迫银行的方案，迅速向数百家银行注资对整个金融系统进行资本重组并恢复信心。
所有银行都同意这么做，我暂时松了口气。
民调显示TARP不得人心。这个国家不喜欢救助。如果你甘冒风险挣大钱，那很好。要是你去冒险而政府不得不救你会如何？我理解人们的愤怒。
我从未能让美国人民相信TARP不是为了救银行而是救大家，是使我们的经济幸免于难。(柠楠/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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