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投资报 杨成万

　　尽管本周四、五两个交易日沪市连续上涨80点左右，涨幅达4%以上，使市场有了几分暖意，但市场人士对2000点救市分歧依旧。为此，《金融投资报》记者采访了主张“救市”的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微博)(微博)、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袁绪亚、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文国庆、信达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吕立新，以及反对救市的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微博)、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微博)。他们就是否救市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主救派：救市时机已成熟

　　每个国家都对自己的股市平稳健康运行负有责任和义务，即使在经济自由化程度很高的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多次实施过救市。就连被欧债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的欧洲央行，也在不顾一切地救市。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

　　政府有救市责任和义务

　　“从表面上看，美国实施的QE3是针对实体经济的，而实际上也利于美国股票市场的稳定。”李大霄的理由是：一方面，从短期来看，大量释放流动性将使全社会的流动性，从而也使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变得宽轻起来；另一方面，从中长期来看，通过量化宽松政策，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样有利于股票市场。

　　在李大霄看来，A股市场救市大战事实上已经悄然打响，本周四午后开盘15分钟至30分钟的时间段内，四大行及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指标股有明显的资金进场，进场节奏如此一致整齐，不排除有统一指挥的资金进场救市。“后市虽然仍有继续下跌的风险，但是大盘总体来说依然向好，继续上涨的可能性偏大。”

　　李大霄认为，政府本身就有这样一个职能：当股票市场泡沫成分较大时，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泡沫；而当市场过度下跌时，则应该救市，以稳定市场。“要保持投资与融资的基本平衡；股票供应量与资金供应量的基本平衡，实施双向扩容，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基本平衡。”

　　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袁绪亚：

　　不救市将形成多输局面

　　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袁绪亚也主张救市。他说，现在不救市，市场不仅将失去投资功能，也将失去融资功能，将出现政府、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多输的尴尬局面。“目前投资者亏得太多了，现在最要紧的是留住投资者，如果都不玩了，市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袁绪亚说，证监会原主席周正庆在日前也表示，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把股市行情搞上去。

　　据袁绪亚介绍，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幅度还没有中国大，而且非农就业指数也有所好转，但他们还推出了QE3，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更应该救市。同时，中国经济转型也需要政策施以援手。

　　袁绪亚提出了三点救市建议：一是暂停新股发行；二是银行业多设一些基金管理公司，将居民的部分存款转化为股市资金；三是央行降准或者继续实施逆回购，以释放市场流动性。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文国庆：

　　到了给股市输血的时候了

　　“市场基本面本不比境外差，目前股市持续下跌不是来自己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是市场投资信心缺失。”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文国庆说。

　　文国庆提供给记者的一组数字比较就可以说明上述结论：最近11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200%，而股市仅上涨了24%；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只增长70%，股市却上涨了700%；印度的经济总量增长了100%，而股市上涨了300%；美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24%，股市上涨了25%。可以看出，美国股市与经济的相关度是120%，而中国股市与经济的相关度只有12%。“中国股市病得不轻，现在到了给股市‘输血’、‘输氧’的时候了。先将‘病人’救活，如果生命都没有了，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文国庆表示。

　　信达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吕立新：

　　股市病入膏肓应当救治

　　同样主张救市的还有信达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吕立新。他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也不能说是救市，因为中国股市并没有‘死亡’，只是有点‘病入膏肓’的现象，因此，建议政府给予适当干预。”吕立新说，即使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欧洲也有政府出面干预的时候，何况中国这样一个还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国家呢。再说，外国经济基本面比中国差得多，但股市比中国的涨得好。

　　吕立新认为，只要政府出面干预，具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就有希望，因为中国股市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政策市”，要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同时使用。

　　吕立新对救市颇有研究。他说，救市来自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来自政府层面的直接干预。由证监会组织一批资金通过购买公募基金的形式进入市场，由证监会确定购买股票的具体品种、数量。另一个层面是来自制度方面的间接干预。一是在股票供应量的确定上，新股发行与大盘指数挂钩，新股发行额的多与少与大盘指数的高与低成正比例关系；二是货币供应量的多与少与大盘指数的高与低成反比例关系。

　　“货币供应不能只盯着物价指数，还有结合经济情况。”吕立新说，这个“经济情况”既包括作为实体经济的工业增加值，投资、消费和出口等，也包括作为虚拟经济的股票市场，当然，操作起来有些困难，关键是要掌握好物价指数与股票市场的“平衡术”。

　　不救派：市场不相信眼泪

　　政府大量注入资金，要不了多长时间，新一轮恶性通货膨胀又将出现，无异于“剜肉补疮”、得不偿失。这样的救市救得了一时，而救不了一世。从制度上找原因，对症下药，才是长久之计。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

　　由投资者自己作出判断

　　“为什么市场一下跌就喊救市？”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听说记者采访是关于救市的话题时首先这样反问记者。她说，现在市场受投资者情绪化影响的成分很大。如果真要救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那些股评人士少说话，特别是那些预测具体点位的所谓“分析师”在这个大假里多休息几天，节后也不要多说话，更不要乱说话。由投资者自己对市场作出判断，要相信投资者有这样的智慧和能力。

　　左小蕾同时说，请问主张救市者，你准备拿什么东西来救市？又要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来救市？“我坚决反对！”再说，现在政府大量注入资金，要不了多长时间，新一轮恶性通货膨胀又将出现，这无异于“剜肉补疮”、得不偿失。这样的救市救得了一时，而救不了一世。左小蕾建议从制度上找原因，对症下药，才是长久之计。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

　　市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也不主张救市。他的理由是，市场下跌得如此惨烈是市场过度看空、过度悲观的结果。目前的2000点已是大底，大多数股票价格已经“跌无可跌”了。没有救市的必要，市场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如果管理层违背市场化的承诺再来救市，我国好不容易摆脱的“政策市”将化为乌有，等于走回头路。“目前出现的过度下跌还与部分市场参与主体的空头思维有关，特别是那些通过股指期货和融券做空者，有意打压市场，以达到做空赚钱的目的。”董登新坦言。

　　董登新同时认为，现在即使救市，也没有多少可以动用的手段：印花税和佣金已经没有多大的下调空间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从种种迹象来看，央行没有这样的计划；降低利率又受CPI的制约，从8月份的CPI数字来看，也开始了回升，今年后几个月还会上升。

　　董登新说，今年以来，证监会已经推出了不少制度性改革措施，但对市场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中长期。中国股市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单靠一项政策、一朝一夕就能了事的。

　　在救市呼声甚高之际，有人建议取消红利税。董登新说，这可以理解，但开征红利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税则。据不完全统计，大多数国家的红利税税率均介于15-30%之间。

　　董登新说，事实上，对于目前股市而言，最关键的问题不是缺乏人气，更不是缺乏投机和换手率，恰恰相反，最缺少的是价值投资理念和长期投资行动。因此，虽然不能废除红利税，但在股市存在过度短炒、投机猖獗的情况下，可以巧用红利税，借力打力，奖励长期投资，抑制短炒，这有利于导股市慢牛的形成。

　　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微博)

　　四大红利消失下跌合理

　　记者注意到，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此前在其微博中表示，市场看不到也找不到任何利好因素，因此还会沿着下跌的轨迹继续下去。“如果有效击破2000点，就意味着击穿中国股市延续20年的上升通道，技术层面将进一步向空。但市场不相信眼泪，不同情弱者，不出让机会，投资者要学会规避风险。”

　　记者同时获悉，韩志国在最近出席一个论坛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时称，中国经济的四大红利已经消失，对股市空前悲观，股市下跌完全合理，而且还要继续下跌，2000点必破。

　　韩志国认为，中国经济的四大红利已经消失：第一，人口红利消失了，这一轮成本推进型的通胀到来，就意味着人口红利彻底消失了；第二，改革的红利消失了；第三，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外贸红利，原来以为是巨大的挑战，后来发现是大红包，但是，当前外贸红利消失了；第四、这些年来发展靠卖地，土地红利现在抑制房价，土地红利消失了，这个优势全没了。

　　那么，现在放开货币政策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此，韩志国表示，第一个是水太多了；第二个是我们的房地产再放，房地产价格还会涨；第三个是地方的融资平台、银行的坏账和烂账。他因此认为，现在放开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韩志国对股权分置改革的总结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是失败的，原因为：一是改革没能激活股市正能量，却激活了几乎所有负能量，圈钱更甚，制度更偏；二是全流通为权贵资本洞开了大门；三是“一股独大”和“一股独霸”问题根本未解决，大股东与权贵结成利益共同体，坑蒙拐骗登峰造极。“基本制度不改，救市也白救。”韩志国因此不主张救市。

　　另类观点

　　救市是假抄底是真

　　黄湘源

　　海外资金入市本身，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在中国股市如此极度低迷的当口，对内一筹莫展的三大交易所，却如此张扬地热衷于海外请兵，居心何在，毕竟有点非同寻常。

　　要说请海外资金入市是为了救市，恐怕三大所自己也说不出口。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截至9月19日，外汇局累计核准157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共计308.18亿美元投资额度，其中今年以来共计核准了72家QFII机构91.78亿美元的投资额度(含追加投资额度).QFII由于其入市的规模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一时之间成不了鳄鱼，可以被寄予希望的据说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了。可是，QFII进入中国的10年之中，中国股市的生气和活力却反而变得越来越少，QFII的“鲶鱼效应”又在哪里呢？再说，尽管今年以来QFII增加了近30%的投资额度，但是，对于今年以来股指一泻200点的跌势，又何曾起到过一点救市或托市的作用？如果说，这就是三大交易所这十天海外路演的“丰硕成果”，岂不令人汗颜？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一碰到什么问题，想到的就是请“洋大人”帮忙。这或者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吧。笔者在这里无意贬低“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所曾经起到过的进步作用，但中国股市的“洋务运动”，奉行的是“宁赠外人，不予家奴”的方针。中国石油美国上市，融资不到30亿美元，给别人的分红却达4倍之多。回到A股上市，融资额相当于95.4亿美元，是在美融资的2.29倍，可当年派发给股东的分红却还不到6亿元人民币。中国石油分红天差地别的这两本账，可以说，就是整个中国股市在利益分配机制方面的无比生动的写照。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把证监会的分红政策说成改革新政，仿佛只要分红新政一到位，中国的股民就翻身当家成为了不起的股东似的。殊不知，中国股市的游戏规则既不是“零和交易”，更不是“正和交易”，而是“负和交易”。不要说洋股东和土老鳖不一样，大股东和小股民不一样，机构和散户也是不一样的。低成本融资入股不仅让“洋大人”一本万利，让大股东一夜暴富，成就了无数登峰造极的中外亿万富豪，也让一级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和具有资金优势的强势投资者，先于二级市场投资者赚了个盆满钵满。而在二级市场拼个你死我活的散户，最终无不两败俱伤，鲜血淋淋，连年亏损。由于上市公司在分红上几乎个个都是“葛朗台”，在除权除息和不对称红利税的双重挤压下，分红对于个体投资者更是不仅等于自掏腰包自己给自己分红，而且还要代人纳税，为他人作嫁衣裳。也就是说，分红新政的阳光如果不能一视同仁地照射到散户，又何谈什么救市不救市？　　当前的中国股市，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信心。如果不改变IPO为融资服务的市场定位，不改变“重融资轻回报”的基本方针，不改变“视投资为投机，视散户如仇敌”。看不得行情上涨的监管政策倾向，那么，任何徒有虚名的救市空话，都无助于市场信心的恢复。将市场信心的恢复寄托于外资“救市”，更无异于与虎谋皮。问题不在于中国股市要不要引进外资，该不该通过引进外资，改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和市场的投资者结构。问题在于，任何资本都具有逐利性。外资机构一边唱空中国，一边又要求放宽额度。其“司马昭之心”，诚可谓“路人皆知”。而我们的管理层一不肯放弃行政审批权，还市场以资源配置优化方式的自主选择权，二不肯主动改变市场利益分配格局，还投资者以获取投资回报的权利，却动不动就把这样的机会拱手相让给他人，放任制度性红利外流到海外投机资本的腰囊。如此“海外请兵”，说到底，还是“胳膊肘朝外拐”的思路在作怪的表现。请海外资金抄中国股市的底，同名为“战略投资者”实为“投机逐利客”的海外投资机构贱买银行股一样，对于低迷的中国股市来说，与其说是请来的救星，不如说是引狼入室。这对于亏得苦不堪言的中国股民不仅意味着不公平，如果说一种期待中的市场新改变即将到来，那么，就更有可能是一种有人被请为“座上客”，有人却被无情地甩出转型变革历史轨道的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