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彪：关注南海主题投资三条主线

　　来源：徐彪、姜禄彬 分析师徐彪

　　51岁的单身汉，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上任后不久， 在2010年12月首都马尼拉为新的基建项目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会议上， 主管电力的部长发表演讲时又停电了。与美国的肯尼迪家族一样，阿基诺三世同样来自于名门望族，他是著名的反对派领袖、政治家贝尼格诺．阿基诺的儿子，在老阿基诺1983年死于一场前总统马科斯支持者策划的政治暗杀后，这段令人同情的不幸遭遇使得阿基诺三世拥有足够的改革信念和民众支持，他被菲律宾人认为是一个诚实的、能够带动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领导人。

　　在2010年新总统上任和南海争端加剧之前，菲律宾还是一个亚洲无可争议的落后国家。这个国家有一亿人口，它丰富的自然资源在世界排名前十，其中包括铜，镍，金和银，然而自从1980年以来，菲律宾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为了离开经济积弱不振，政治又放任自流的祖国而移民到美，日，英，德，沙特，香港等世界各地，他们寄回的现金现在大约可以占到GDP的10%，甚至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尽管汇款的确有助于收支平衡，但这么多人出国找工作令菲律宾非常难堪。当几乎所有亚洲大城市都拥有漂亮新机场的时候，前往马尼拉的国际旅客们还需要坐着二战时期的吉普尼车，前往1980年代就投入运营的灰蒙蒙航站楼里赶飞机。经济学家们将这一局面归咎于“国家处于权贵家族政治网和军队支配下”，似乎只需要一点点的市场改革逻辑就可以让它像中国一样实现经济腾飞。

　　菲律宾只是南海地区周边东南亚诸国的一个缩影，直到今天，东盟各国仍然像1870年代的日本，他们在政治上不成熟，经济上落后，军事上也软弱。自1932年以来，泰国经历了18次政变，产生了17部新的宪法，代表贫困人口的“红杉军”和以曼谷为中心的中高收入人群组成的“黄杉军”在针锋相对的斗争，决定了国家政治决策朝令夕改；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公务员嗜好提出不能实现的宏伟计划，现任总理纳吉布计划建立的“依斯干达地区发展规划”是二十年前马哈蒂尔流产的“柔佛南部经济走廊规划”的改名版本，比无所事事的政坛更糟糕的是，过去的一个世纪，这个国家华人与马来人的持续民族矛盾已经让马来半岛变成一口沸腾着种族主义的大锅，当2011年新加坡的GDP超过人口规模是其六倍的马来西亚时，苦涩的吉隆坡官员称新加坡的成功是因为“仅仅关注经济发展”，而不是像我们马来西亚一样“把财富在种族之间公平分配”；越南2007年的经济体规模为800亿美元，资金净流入却达到了170亿，外国投资者没有将资金投入越南急需修建的道路和基础设施，反而在这个人均收入1300美元的国家做起了地产生意，随着炒作的升温，河内的办公楼比上海或北京的价格更高，这最终导致了2008年本国经济泡沫的破裂。

　　2016年5月，前任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就南海问题写作的一篇文章《南海局势历史演进与现实思考》广为流传，其中她谈到：“南海问题是由近年来菲律宾和越南的挑衅，以及美国介入和立场调整变化引起。”事实上，越南和菲律宾虽然现在正处于二战结束后经济最繁荣的阶段（2015年它们的GPD增长分别为6.7%和5.9%），然而它们的经济规模之和只有5000亿美元，即便加上来自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1.2万亿美元，它们也远逊于中国这个10万亿美元的大块头。正如我们所见到的，2012年4月，菲律宾海军“德尔皮拉尔号”巡逻舰在黄岩岛扣留了四艘中国渔船的渔民；2013年5月，三艘菲律宾军舰以为“坐滩”舰只提供补给为名闯入“仁爱礁”，同年6月，越南河内爆发了反华活动，抗议中国“侵占越南领海”，此后中菲越的南海问题争端引发多国媒体关注和炒作，到了2016年7月12日，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的“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声称“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并否定了中国主张的“九段线”。中国外交部否认了冲裁的有效性，中国舆论界则认为越、菲两国在2009年后对于南海问题态度强硬是为了南海的油气资源，而背后则获得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默许，这的确是一个原因，但显然不是全部。

　　《房龙地理》中房龙把东南亚描述为“亚洲边缘地带”，并评价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是“一大堆形如蝌蚪或摇尾巴狗的奇形怪状海岛”，而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写作的那本著名的《世界文明史》中甚至对这一地区都未曾提及，这其实反映了西方人乃至世界主流思想对东南亚的陌生，这种情况到今天仍然没有太大改善。如果从更为宏观的全球视角看，从喜玛拉雅山脉的珠峰山顶向东南方望去，东南亚的11个国家是一大片在山脉与大海之间延伸的、闪耀着绿色光芒和拥挤着庞大人口的三角洲。可是人口的巨大规模并不意味着力量，2500年前的希腊雅典和斯巴达虽是小国，却仍然活在那些具有情怀的、认为“投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欧美基金经理心中，这是因为希腊古城对西方文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当公元1066年的圣诞节里威廉一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英国国王时，仅有不到3.5万人生活在这个“中世纪乱糟糟的街道上”，在同一时间，在柬埔寨的吴哥城，100万人与这座城市彼此依存，吴哥在其建筑成就、水利工程和农业种植上日后都证明是一个具有卓越成就和复杂技术的文明，完全不逊于同一时期的柏林、威尼斯、巴黎和伊斯坦布尔的世界性都市，而长达数百年不为投资者所知。

　　在我们所构建的国际宏观与地缘政治研究体系中，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是，到了2010年，印度尼西亚有2.3亿人口，东南亚还有越南，泰国，缅甸，菲律宾四个国家人口超过6000万，考虑到欧洲英，法，德三国的总人口仍不及印尼一国的人口基数，这引发了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既然东南亚的规模如此巨大，为何南海地区还没有一个国家发展出一些欧洲强国，例如曾经的英国，所拥有的全球性力量呢？进一步的问题是，从1947年中国政府绘制并发表《南海诸岛位置图》以来，围绕南海九断线的历史博弈主线是什么？中越之间在1970-80年代围绕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爆发了两次小规模海战，而中菲越的南海对峙在21世纪开始变得尖锐，美国在次贷危机过后又将战略重心放置在亚太，中国和这些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争夺的焦点在哪里，南海地区的现状和未来又将如何推演？东盟在1967年成立到今天已经五十年了，它会成为决定南海局势的中国、美国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么？围绕股票投资者关心的问题来说，南海问题又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于市场的看法和投资的布局理念？

　　南海问题的矛盾产生，其本质原因是它处于世界秩序变化的临界点上，这里有两个维度来决定：一方面是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上，进入到21世纪，南海的主要矛盾已经由冷战时期美国陆权和苏联海权的两极对峙局面，转变为美国，中国和东盟三个战略极在该区域寻求均势平衡，如果我们阅读过基辛格的《论世界》和足够数量的世界史书籍，就会意识到东南亚国家并非像一些媒体理解的“是美国的附庸“， 相反，它们不乏胡志明等民族主义者，它们作出的外交决定不是为了美国或者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这就意味着，当1950年代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后，随着国力增强，他们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也在增加。

　　另一个原因是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和重要临界点的到来，从1867年至今，南海加入到全球工业化进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日本明治维新带来东亚工业化初期（1868-1945）；二战后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日本领雁模式下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形成（二战后到1990年代）；和中国崛起开始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纳入自己经济体系（21世纪初-至今）三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地区在中国崛起后，已经形成了世界第三个大工业区（另外两个大工业区在欧洲和北美），其工业带集中于东亚，而原料地和市场地则分散至东南亚和各大洲，由此从政治经济地理的角度将促进南海地区海运贸易的繁荣，这使得南海“亚洲地中海”似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并引发各国对这一领域国际航道的争夺。

　　在二战之前，东南亚还是一个内部割据的地理单元，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在数个世纪间前后赶来，葡萄牙人来自封建主义的十六世纪，荷兰人在重商主义的十七世纪，英国人在启蒙主义的十八世纪，法国人和美国人在工业主义的十九世纪来到此地，每个帝国势力跟它的竞争国互相猜忌和明争暗斗，把自己的领地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其结果是20世纪初，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年轻人更熟悉宗主国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而不太了解与他们曾经在历史上交往密切的柬埔寨；菲律宾马尼拉的青年学生对马德里和纽约的资讯，又超过了对对岸一衣带水的越南滨海地区的了解。而且，即使是以21世纪，这个飞机、电报、电话已经普及的时代的眼光来看，这些殖民地也是距离他们的欧美宗主国最为遥远的地方。越南之于巴黎，菲律宾之于马德里或华盛顿，马来西亚之于伦敦，都比各西方殖民帝国版图内的其他任何领域更遥远。

　　上述的种种原因告诉我们，在1867年到1945年，南海地区没有形成繁华的“亚洲地中海”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东南亚各国位于与其欧洲宗主国国际海上运输航线的末端，南海地区此时仅是一个通道型的经济政治重心区，它的自身区位不够强大，与欧洲和美国两个世界主要大工业重心区运输距离较长，并远离主要国际贸易通道，尤其是这个区域当时还缺乏自身吸收与制造“经济流”的能力；第二个因素在于由于经历了欧洲列强长达数个世纪的殖民影响，东南亚各国已经在文化和政治上被切割成四分五裂的地域，直到今天，距离东南亚联盟于1967年成立已经整整50年了，东盟仍然是一个政治松散的联合体，由于它们的合作一开始就依赖于“不干涉”彼此自行界定的内政，也使得它在解决南海问题上并非一个有权威的政治集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才摆脱历史上作为印度，中华文明，西方列强或者日本的附属国地位，而开始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被视作一个都独立的单元。事实上，“东南亚”这个地理概念非常年轻，它是在1943年夏，随着英国将领路易斯．蒙巴顿领导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设立才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术语问世，从那一时段开始，南海以及周边的东南亚地域逐渐消除了数个世纪以来渗透性的相互联系，各东南亚国家间逐渐形成连续的，能够绘成地图的边界线，所以1940年代末也成为南海地区出现边界纠纷的开始。

　　战后的南海周边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代-1970年代），摆脱殖民地统治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推行以独立自主为目标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同时，日本由战后贫瘠的国家跃居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东亚的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领雁”的效果；第二个阶段（1970年代-1990年代），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日本将劳动力密集型、增加值低的制造业——如纺织和流水线装配行业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通过深入发展其增值产品和熟练的服务，迅速赶上了日本。自1975年起，日本又开始将其制造业基础向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转移，这使得东亚地区作为世界第三个大工业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第三阶段中（21世纪开始—至今），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型的，这使它们的生产模式依赖海外市场，这就意味着中国在1990年代加大改革力度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后，它的经济规模和巨大市场购买力可以取代美国（尤其是在全球化倒退的2010年前后），从而把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入自己的经济体系中，这就使得南海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开始同时受到中国和美国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双重影响。

　　从历史上看，“南海”的称谓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公元前475至前221年）的《诗经·大雅》篇中记载周宣王平淮夷后召穆公铭器纪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意为“王者经营边疆料理天下，领土直至南海之滨。”此后，得益于航员和其他航海者对该海域不断认识和了解，中国历代地理和文学作品频繁提及南海及其岛屿，对其地理方位和范围也不断精确。历史上，众所周知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盛于唐宋（公元618至1279年）。它不仅在时间上早于陆上“丝绸之路”，而在在地理上远及地中海北岸。“海上丝绸之路”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悠久的海上贸易航路，而南海正好位居这条军事文明的海上航路的中心。我们可以想象到这幅壮丽的场景：航海家满载丝绸、瓷器、茶叶以及其他商品的中国船舶，自中国东南沿海出发，途经现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与泰国等国沿岸航行穿越马六甲海峡，直抵印度和地中海，南海见证了中国人最早走出国门通向世界的岁月。

　　在中国的北宋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派遣水师巡视南海诸岛。明清以来，南海诸岛的海域也仍然在巡视范围内，史籍对此所写甚多。例如清代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两广总督张人骏派遣水师提督李准前往西沙群岛视察，到诸岛巡视、查勘命名并升旗鸣炮，重申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清朝文献对此记载道：“查有西沙岛，该岛有十五处，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业已分别勘明，将各岛逐一命名，以便书碑。”

　　今天的南海九段线则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政府的公告。1946年，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从战败的日本手中收复了西沙与南沙两个群岛，派往首府南海岛屿的中国海军，在西沙永兴岛和南沙太平岛上竖立了主权碑记。1947年，在经过进一步的巡视与测量后，中国政府划出十一段线以标明在南海所行使权力的范围，并通过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1948年2月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上。到了1953年，南海断续线的数目由十一段减为九段，并出现在同年中国大陆出版的地图中，这就是今天南海“九段线”的由来。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争端并非像大部分媒体记载的那样起始于1970年代初，实际上，1949年菲律宾在刚独立后不久就开始觊觎南沙群岛， 并宣称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地理上“距离菲律宾最近”，与菲律宾相同的是，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在摆脱殖民地统治开始独立后也逐步蚕食中国南海诸岛和附近海域主权。对此，中国的外交部长周恩来在1951年8月15日作出了下列的声明：“正如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西沙群岛和南威岛向为中国领土，它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全部收复。”

　　1968年美国海洋地质学家埃默里发表报告称南海地区可能是亚洲最大的油气区，自1970年代开始，石油地质界的一致共识是南海是西太平洋领域最有希望的海洋石油与天然气开发基地，乐观者甚至将南海称作第二个“波斯湾”，中美两国地质部门对这一区域预估油气资源地质总储量大致为100亿到300亿吨，而2015年中国的年石油消耗量为5.43亿吨，南海的丰富储量可供我国消费20到60年。由此，东南亚各国开始持续加大对南海油气资源的攫取，这其中包括越南战争之后急需资金重建的河内政府和大部分天然气供给都依赖于巴拉望岛以西海上天然气田的菲律宾费迪南德．马科斯政权。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发布，该公约规定：拥有岛屿便可拥有12海里的领海，外加12海里毗邻区的管辖权，甚至可以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的权利。该规定直接推动了各国对领海周边岛屿的抢夺和领海划分，南沙海域的岛礁争夺因此进入白热化阶段。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先后单方面对南沙群岛的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同时加速在南海海域开采油气资源。其中南沙群岛为南海争端焦点，南海四大群岛中，西沙、中沙群岛被中国实际控制，东沙群岛由中国台湾控制，而南沙群岛则是南海争端的焦点。越南非法占据南沙西部海域，菲律宾非法占据南沙东北部海域，马来西亚非法占据南沙西南部海域。越南是南沙争端中最大既得利益者，占领南海岛礁最多。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10年1月发表于夏威夷的演讲《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被新闻界解读为美国重返亚太和遏制中国的开始，但实际上，海权国家美国热衷于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可以回溯到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当时的美国驱逐西班牙人，从而实际上占领了菲律宾。1890年，海军学院校长阿尔弗雷德．马汉出版了《海权论》，当时的美国海军由于一直被忽视而到了濒临死亡的程度，舰队“既没有打胜仗的力量，也没有逃跑的速度”，马汉说制海权是“照亮心中黑暗的光”，并称美利坚民族愉快的青年时代“一去不返”，从此需要“担负成年人的责任和焦虑”。

　　美国开始重视制海权，国会议员们用最诚恳的态度呼吁美国人在太平洋上“挑起白人的担子”，为了“种族的文明与进步”走上扩张之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时代1875-1914》中写了这样一个排比句：“无与伦比的和平造就出无与伦比的战争，无限进步的希望隐藏着日渐不安的恐惧”。美国对中国充满矛盾的扩张与和平也诚然如此，1900年，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批准美国作为八国联军之一劫掠了北京，1908年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又免除了庚子赔款里中国应付给美国的部分，并要求将这些免除的赔款用于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这显然是个姿态，是个天才的自我宣扬，对中国而言，中美博弈显然不是发生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而是发生于更早之前。

　　我们不要忘记，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抱怨中国的贸易封闭，并暗中鼓励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军事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一百三十年前就开始重视亚太，但无论老罗斯福还是奥巴马，都错误的高估了日本的潜力，而低估了中国的规模，最重要的是忽视了中国对于亚洲举足轻重的地位。2010年奥巴马总统把矛头指向“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因为其低估的汇率紧缩政策”，指责中国操纵中美贸易，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已经可以熟练的完成总统们演讲时描绘的“美国梦”——“发现、创造并制造商品，然后再销往世界各地”。

　　20世纪初，美国人熊彼特和俄国人康德拉季耶夫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经济周期理论，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为何会兴衰，另一个是经济为何会波动，这显然是一个世界秩序的研究范畴。在今天，新的世界秩序相比一百年前已经大为不同，亚太地区已经拥有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集中了当前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以及印度、韩国、印尼、越南、菲律宾等诸多具有潜力的新兴国家，我们看到贯穿于南海争端背后的宏观环境是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巨大且购买力日益提升，在英国脱欧，美国收缩的“全球化倒退”过程中，中国将不可避免的会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将南海周边国家，甚至包括日、韩这类的出口导向型国家都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这将形成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亚洲地区新的国际货币秩序，我们看到人民币在亚投行进行投资的角色，看到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贸易规则制定的背后是中国对南海周边经济影响力开始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必然过程。

　　除了大国博弈外，另一件决定南海争端格局的事件是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下，世界第三个大工业区在亚洲的兴起。在1980年代，北京大学已故经济学教授陆卓明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地理结构》中整理了世界的大约20个大工业区，他指出“其中规模属于第一级的有三个，即北美东部工业区、西北欧工业区和日本的工业带”，四十年过去了，中、日、韩三国所处的东亚地区在工业规模上已经成长为世界既西欧和美国后第三个大工业区，而众多小规模的出口加工区则散部于亚洲东南部边缘海的沿岸，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被称为“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则被称作“亚洲四小虎”。

　　地理学家杰弗里．马丁写了一本《所有可能的世界》的地理学思想史，提到人们一直希望寻找到荷马史诗里主人公奥德赛在特洛伊被攻陷后，漂泊流浪二十年所生活过的岛屿，但不同于地理学，工业化为我们绘制了另一幅崭新的世界地图，过去的150年里，工业化进程建立了一种跨地域的普遍联系。发生在南海周边的工业需要“集中”，同时也需要建立“大范围的地区关联”，集中是因为工业的特点是需要在很小的地区集合了大规模的加工能力，并且能够很少受自然条件的干扰而迅速周转，关联是因为随着工业规模的提高，它的原料与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就越多，部门分化就越细，其结果是原料产地与市场越来越扩散，而工业却集中为巨大城镇群，全球工业化在亚洲的发展是南海问题出现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我们看到，随着东亚第三个大工业区的兴起，东亚工业区原料群和市场群已分散至东南亚，中东，欧美等世界各政治经济重心，由于南海位于联结各种政治经济重心区的环球海洋通道上，具有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意义，因而成为各方争夺通道的重心。一个事例是，南海目前是世界上运量第二大的海上通道，仅次于欧洲的地中海， 全球每年平均有1/4的海上航运量要经南海运往各大洲；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85%以上的石油进口要经过南海运输，这意味着每年有一半以上的世界超级油轮通过马六甲海峡，其中大多数继续航行至东亚大工业区，南海特殊的战略位置使区域内外势力争夺南海控制权的竞争逐步加剧。

　　我们的研究认为，南海加入到全球工业化的体系中是经历了三个过程，分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使东亚地区进入工业化初期（1868-1945）；二战后美国经济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形成（1945-1990）；中国崛起将东南亚地区，甚至包括日本、韩国都纳入自己经济体系（1990-至今）三个时代。其中南海地区开始成为亚洲地中海的第一步始于日本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工业化的进程将促进南海地区航道海运贸易的繁荣，并开启这一地域与世界三大工业区的政治经济关联，南海问题本质上不仅仅在于争夺岛礁、渔业，甚至油气等原材料资源，事实上，随着东亚大工业区的建立和东南亚周边规模较小工业地带的成熟，南海区域将在几十年内变成一个繁荣的地理位置重要的“亚洲地中海”，而这正是世界政治家们所最为看好的，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它的优越地位位置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纷争。

　　南海地区将会爆发战争么？与朝核一样，我们认为这一地区将保持大体稳定，对于南海问题主要涉及的越菲两国，它们的底线都是经济利益而非领土诉求。越南在历史上已经接纳了中国大部分学术和文化，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在1304年，越南政治家和文学家莫挺之考中了状元，因为他容貌不佳，皇帝不愿录用，于是莫挺之便写了一首著名的《玉井莲赋》献给皇帝，其中他用“洛土之牡丹、陶令（陶渊明）之东篱菊和灵均（屈原）之九畹兰”来表达自己高洁和孤傲的情怀，由此可见汉赋对越南文化影响之深。

　　尽管过去两千年来，越南显示了它强悍的民族独立精神，但在国策上，它更希望将南海主权战略视作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在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中，中越间已经达成共同建设“两廊一圈”的合作战略规划，且越南位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关键位置，因此共同合作开发南海资源更加符合中越之间的利益；与之相反，菲律宾的殖民历史较长，是一段“350年的西班牙天主教殖民地和半个世纪的美国影片”相混合的产物，该国并不像一个传统的亚洲国家，而是更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这导致菲律宾外交政策明显向美国倾斜，阿基诺三世2010年当选总统后积极引入外资发展经济，马尼拉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GDP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开始在南海主权战略上拉拢美、日、东盟各国，马尼拉政治家对南海的诉求并不会轻易消减，但菲律宾人追求是经济利益而非主权，因此纵有摩擦，但不至于爆发战争的风险。

　　美国方面，尽管其有“重返亚太”的战略考量，但美国正处于大选阶段，其国际政策在希拉里的“国际主义”和特朗普的“美国主义”之间摇摆，很难有实质性的举动帮助菲律宾向中国施压，而仅菲律宾一国难以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防线。由此可见，未来中国外界地缘政治不稳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菲两国的南海地域，但爆发局部战争可能性较小。外交战略上，中国期望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以避免同时受到东盟和美国的压力，由此可见南海问题的两条投资主线，一带一路概念和南海地区经济建设类的股票要优先于军事装备类股票，与东南亚地区临近的广西、海南、云南等省市可能将迎来更多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政策利好，同时我们需要关注美国大选的走向。

　　通过这种分析视角，我们可以得出两条投资主线：第一，2016年到2017年，中国周边局势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南海， 东海， 中印， 中越， 朝鲜半岛， 中缅等）， 我们的研究认为南海问题将是其中最重要、最能推动“一带一路”板块的地缘政治因素。核心逻辑依次为：第一，中、日、韩三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是世界三大工业区之一，然而全球化过程中该工业区原料群和市场群已分散至东南亚，澳洲，非洲，中东，欧美等各地政治经济重心，南海位于联结东亚与世界各重心区的环球海洋通道上，背靠东亚与东南亚国家工业带，地缘政治上对中国具有最为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意义，是我国争夺国际航运通道的核心问题；第二，中国无法同时承受来自东海与南海区域中美国，日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五国的压力，因此中国的战略意图是在东海和朝鲜问题上稳定局面，而对南海的态度则是加大进取力度，并将争端仅局限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这意味着中国将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进度；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口导向型的东盟和日、韩已经由西方贸易为导向转为以内部消费和邻国贸易为导向，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巨大且购买力日益提升，它不可避免的会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将南海周边国家，甚至包括日、韩都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这将形成一个新的国际货币秩序。

　　美国两条岛链和中菲南海冲突将影响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和能源安全，正如1979年2月邓小平对越南的反击战役一样，一带一路的构想实际是中国政治家以围棋的战略思维改变南中国海“被围困局势”的方式，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它将通过加强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外交联系的方式来等待世界重建政治经济秩序的时机，也会成为处理南海问题中最重要的一步。南海争端的解决要依靠经济建设而非武力压迫，“海南国际旅游岛”，“海上丝绸之路”，“泛北部湾城市群”，中越“两廊一圈”，“东盟自由一体化”，“亚投行”这类的一带一路主题我们认为是解决南海问题更为深远的布局，具体受益股票标的有北部湾港、海南瑞泽、云铝股份、鼎汉技术等。

　　我们得出的第二条投资主线是：中国正在由传统的陆权国家向海陆复合型国家转变的临界点上，这一方面对外将带来对军工股长期基本面的利好影响，投资重点在我国与潜在竞争对手相比较薄弱的海空军装备和符合未来战争形式的武器装备支出的增加，比如信息化，无人化装备等，这条投资主线基于两个逻辑：第一，在2012年中菲黄岩岛事件前，中国是一个“重陆轻海，重北轻南”的陆权国家，然而由于全球化中我国处于海上石油运输的末端，同时当它2011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已经上升为一个美国和欧盟外最重要的战略极，这迫使中国必须寻找到更多海外生产资料，并建立与其经济体量和战略潜力相应的军事力量，由此导致我国国防力量向海空军倾斜。第二，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中，将沿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非洲吉布提港和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四个著名港口布局，而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和能源安全的支点，我国需要抓住机遇经营巩固南海，实现“海军由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的战略思路，具体股票标的有中直股份、中航电子、天银机电、天海防务等，以及战争金属类的钢研高纳等。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南海此时正处在一个东南亚的国家担忧中国的影响力，而希望积极拉拢美国的时期，其中一段有深意的文字来自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在其传记《论中国与世界》中的记载“我们担心中国政府鼓动华侨对东南亚的政府加以影响，要知道，他们总是说中国与华侨之间血浓于水，可以超越国籍来指令他们，这让东南亚国家的政府感到不安。”因此，不同于以往所认为的“南海局势军备竞赛导致海空军装备支出上升利好军工股的投资逻辑”，我们认为中国军费的增长要参考的“锚”不是美国，还要考虑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如果在南海地区的军费投入增长过快，会引起东盟国家的担忧，这反而将促使它们政治经济上与美国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