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德隆》：适者生存 关注外部环境变化(2)

　　直面企业外部环境

　　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不同于欧美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欧美企业不仅把触角伸到了市场的每一块空地和缝隙中，而且几乎蚕食掉每块空地的成长潜力。我国的市场经济经过25年的发展，市场上还是有很多空白点和广阔的空间等着企业去占领和开发。德隆依靠对机会的预见能力和快速执行能力，妄称不去占领这么多空白点和开发广阔的空间，简直对不起这个时代。然有所不知当下，中国民营企业尚处在一种非制度生存的阶段。

　　所谓非制度生存，一方面是目前的民营企业在经济体系运行过程中仍然处在弱势地位。仅仅在技术的层面，我们就能轻易发现，几乎所有具有产业整合潜力的资源和主力企业仍然牢牢控制在国有体系中，民营企业基本上只能进入边缘产业，即使民营经济“36条”要求在

能源业、公用业、流通业、金融业等方面进行开放，国家也是优先与国际资本合作；即使民营企业收购国有经济中相对原始的产业，首先需要收购的是不良资产，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必须先为国有企业的亏损买单。一旦经济政策突变，民营企业则是第一位的实验品和牺牲品，而民营企业一旦步入困境，则各方主流经济势力立即人人喊打。民营企业由于历史原因，面临着在治理机制、监控体系等方面需要加以完善的实际问题。这是中国民营企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中国的各种需求要素如消费能力、市场容量、产业升级等正在迅速走向市场化配置，而与此同时最重要的供给要素如金融、土地资源和审批制度等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这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要素需求与要素供给之间巨大的冲突，两者公开的或私下的博弈将形成经济增长中最大的制度成本。

　　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困局在于：第一，国有企业毕竟代表着一种正统的意识形态，民营企业则处于被歧视的地位；第二，公共财政和

公务员制度建设的背后，使得某些政府官员难以舍弃既得的权利，他们甚至要通过各种寻租的方式维持自身的体面生活；第三，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弱化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大量不合理的管制权力依然被政府保留和继续产生；第四，权力制衡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民营经济主体难以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得到补偿。因此，我们经常发现，在本来不应该存在特许权的地方，政府仍然不舍得放手；而且特许权的分配往往采取暗箱操作被不公平地授予某些利益集团；更有甚之，以前政府习惯于和国有企业结成利益同盟，现在，政府则把权力的滥用和寻租的范围扩展到外商和新生的私人利益集团。正是这种权力的滥用和难以制约，在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加重了市场失灵的程度，在不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创造出了市场失灵，而这些恰好是更危险的政府管制的失灵。

　　事实上，市场在任何具备竞争性特点的领域最终都不会“失灵”，一些政府部门之所以或先入为主或急不可待地要用政府管制取而代之，说到底还是出于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追求。换言之，许多所谓的“市场失灵”往往是政府部门为获取自身利益“故意”所为导致的假象。所以，要解除那些不必要的政府管制，说到底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即首先要消除权力部门对自身利益的诉求。要知道政府和政府部门毕竟也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所具有的他们无不具有。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法治。在国家体制和社会道德对私人财产的尊重还没有达到西方社会标准的条件下，在没有形成完全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中国民营企业只能依赖于企业家的谨慎经营。耐心地等待一个较为规范的宪政社会的来临。缺少宪政基础，缺少“至高无上”的宪法原则的贯彻，只是以行政力量自身来解除行政管制，好比拎着自己的头发想升空，一是很难有效的真正解除，二是即使管制一时被解除最终也会以各种名目卷土重来。

　　虽然，中国经济已经上升为世界经济，但是我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却仍然低下，甚至没有跨国企业，就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快速上升而言，民营企业竞争力明显与之不相匹配。首先，必须放弃各种形式的歧视民营企业的法律和政策，把效益作为评价企业的惟一标准，全力以赴支持那些有希望成为全球性大企业的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其次，推动融资体系的创新，形成快速和高效的融资体系，让企业能够顺利地获得资金要素；第三，尽快形成快捷、顺畅的流通贸易体系，为企业的扩张和发展奠定雄厚的市场基础；最后，建立高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能够顺利获得技术创新的支持，具备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条件。

　　仅有25年市场经济历史的中国亟需完善其外部环境，唯此方能使“德隆传奇”真正成为商业的传奇，进而构成整个国家的微观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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