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商界叛逆堀江贵文和他的活力门(1—4章)(5)

　　第四章 活力门重创“和为贵”

　　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活力门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处在政府保护下的岛国资本主义内部的糜烂,更暴露了许多在国际上趾高气扬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资本市场上的不堪一击，唤醒了这个世界最富有国家之一的国民对滋生官僚腐败和企业堕落的土壤的注目，尖锐地提 出了在法人资本主义横行下长期被蒙蔽的核心问题：企业、股东的基本性质到底是什么。

　　日本媒体纷纷预测，由活力门公司发起的这场“革命行动”，将引起一场持续10年甚至20年之久的

海啸，这场海啸将导致日本经济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学界认为现代经济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变迁阶段：过去主要是传统的“实体经济”，即凯恩斯主义的国家经济，后来随着金钱和信息的国际化，又有了“跨国界经济”，然而，随着因特网等IT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网络经济”的繁荣，最近则进一步发展到了“

股票倍率经济”阶段，它是一种根据自己的期待值，调动自有资金——成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巨资，在市场上追求股票的最大利润的经济形态。股票倍率经济，听起来的确很虚拟，它依靠特定的经营者和企业，根据对特定事业的敏锐性和获得巨大利润的预测，采取手段吸引市场上的资本的高度集中，最后形成压倒态势，迅速实现其目的——使资本发生天文数字般的迅猛增值。在这次事件中，销售额不过300亿日元的活力门公司，却可以根本不用向大银行等贷款，就在市场上轻易调动了高达80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企图吞食规模超过自己数倍的公司，这种现象的出现，的确开辟了一个先河，为日本社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变化。

　　一、亡羊补牢，日本政府紧急修改法律

　　在这次事件中，活力门公司需要面对的压力，不仅来自经济界，更主要的来自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从来就是日本财界利益的代言人，一贯以日本巨大企业集团的“护送舰队”自命。在这次事件中，政府也始终站在寻求社会变革的活力门公司的对立面。虽然他们对活力门公司的做法找不到漏洞，因而无法露骨地直接介入，但作为现存秩序的维护者，貌似公正的政府官僚和政客们，通过各种场合对“叛逆者”的所作所为频频表示不满，并间接施加一些压力。诚然，旧秩序的破坏者是不可能得到当权者们的原谅和理解的，但除了对活力门公司利用法律的空当和超越社会规范煽起的巨大社会动荡感到愤慨外，日本政府还有更大的担心，那就是害怕外国资本利用这样的手法渗透到日本公共传播事业中以操控日本的社会舆论。活力门公司用于收购日本广播公司的股票的主要资金来自美国的雷曼兄弟证券投资公司，也就是说理论上讲，外国资本有可能真正间接地进入政府严格限制的领域，从而有触犯政府关于在公共传播事业中外资股份比例不得超过20%的法规的危险。由于日本政府没有预想到此类事件的发生，因而，迄今为止还没有针对外资间接渗透到这个领域的具体法规限制。为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总务省才慌张地行动起来，提出紧急修改电波法，以严格限制外资对公共传播公司直接或者间接的出资形式和比例。

　　然而，最让日本政府担心的，还是即将改订公布的“新公司法”的内容。在日本，社会对于企业和其所有者基本采取的是人本主义的态度，即“社员第一主义”和“雇佣至上主义”。所以，让人感到企业的所有者并不是股东，而是企业广大员工。这就是所谓人本主义的典型体现，也是日本式资本主义的特性。但是，根据亚当•史密斯的资本理论，股东们投入资本，企业创造出超过其成本的价值，并把价值和成本差额即“利润”做到最大化，这样，企业对社会也算是贡献了最大价值。然而，由于股东们有投资，因此，在欧美国家，企业获得的利润理所当然地要分配给股东。而在日本，企业的利润则主要以奖金等方式分配给了企业的员工，这与资本的理论是矛盾的。而这个以封闭性为前提建立的日本式资本主义体系，也正是日本政府通过公司法等一系列法规要竭尽全力去保护的。在经营国际化和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日本一直利用政府这个屏障保护着国内市场以及日本企业，使它们在本土不会真正受到强大的外国资本的威胁。面对外部持续的压力，日本政府始终采取软拖硬磨的各种方式，将大量虎视眈眈的外资暂时堵截在了国门外。尽管欧美政府和企业几十年来都在指责日本市场的封闭性，并在国际上经常严辞批判，但是直到今天，日本的资本市场依然是相当封闭的，日本的企业国际化程度在本质上照样没有什么改观。不过，随着日本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性的空前增长，也由于小泉政府在构造改革中的各种国际承诺履行期限的逼近，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真正有所表示，而改订“新公司法”也就是这种表现姿态中的一环。

　　在由于活力门事件而被临时决定延期一年公布的“新公司法”中，将允许外国资本通过其在日本的全资子公司利用股票交换和股票担保的形式对日本的企业进行购并，这一点至少从理论上为外国资本按照国际惯例在日本市场上追求资本价值最大化开辟了道路。但同时也使日本企业增加了被称作“秃鹫基金 ”的国际投机基金作为吞食对象的危险性。按照国际市场尺度来看，在封闭的日本市场内，许多企业的股票价格一直偏低，这就导致了企业市值总额偏低。据统计，市值总额少于纯资产的企业居然占上市公司整体的三分之一之多，令人吃惊。简单列举几个例子。美国的GE市值高达3500亿美元，而日本的松下集团却仅为其十分之一；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市值达2400亿美元，日本的零售业老大伊藤洋华堂则不过155亿美元左右；美国石油界巨头埃索公司市值为3200亿美元，与之相比较，日本最大的新日本石油公司也不过仅100亿美元；而最突出的则要数银行，日本的东京三菱银行和UFJ银行合并后，总资产高达19000亿美元，为全球之最大银行，但是其股票市场上的价值居然仅有区区900亿美元，才名列世界第9位，这简直难以置信。

　　另一方面，像此次日本广播公司和富士电视集团之间的资本结构关系倒挂现象，在日本企业中也十分普遍。比如，软银公司的市值为14，762亿日元，而其子公司日本雅虎公司却高达35，635亿日元；富士电机公司市值仅为2358亿日元，可子公司富士通却为其5倍的12，792亿日元；伊藤洋华堂市值是16，371亿日元，而子公司“7-11(Seven-Eleven)”公司则达23，904亿日元；日本最大的电信公司“NTT”市值为68，631亿日元，而从它分割出来的“NTT-Docomo”公司规模庞大到81，816亿日元。因此，在购并时代到来时，不少在股票市场上市值偏低的日本企业，将会成为被收购的最佳对象，甚至有可能拖累其子公司。除了上述公司外，市值过小的大公司，诸如在中国也很著名的三菱重工、麒麟啤酒、花王以及先锋公司和爱普生公司等，都有成为外国资本猎物的可能。诚然，长期处于政府保护下的日本企业中普遍都存在着对外国资本的恐惧心理，据调查，在主要企业的管理阶层中，70%以上的人害怕公司被外资收购。惧外恐外，实际上不过就是日本社会封闭性的反证而已。然而事实上，由于日本社会的特殊气氛以及其复杂的文化，真正敢于在日本市场进行购并的外国资本目前还是不多的。这些年倒是日本企业之间的互相购并正在蓬勃展开，活力门事件在大银行、证券公司以及制造业接连不断的购并高潮中，其实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插曲而已。但它所采取的方式却是非日本式的，因此，从日本政府因为该事件而不得不延期一年颁布“新公司法”就可以看出，它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二、媒介特权和神圣品牌遭重创

　　活力门公司作为深受广大年轻人支持的新生IT公司，其行动反映了在变革的时代中，逐渐成为牵引社会主流的年轻一代对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要拿现存的媒介开刀！在此次行动前，堀江贵文总裁曾经发表的一番杀气腾腾的宣言很发人深省。当采访记者问到堀江是否准备收购东京的电视台时，他明确地回答说：“我们就是为了破坏现存媒介的特权以及被神圣化的品牌，才去收购电视媒介的。我们要成为特洛伊木马，钻到敌方内部，先利用媒介现有的神圣化之力量来扩大我们的能力，然后就把它破坏掉。而且，一旦把媒介收购掉，人们就会说，本来以为媒介是圣域，结果就这么回事呀，于是，神圣化的力量也就完蛋了”。

　　在某种意义上，堀江的行动实际就是对整个既存的社会旧秩序的公然挑战，而且，这样的挑战使他们的行动产生了强大的国内压力，而这个压力所引起的社会剧烈震动，可能连堀江本人都始料不及。日本是一个岛国，民族单一，加上长期的封闭环境，更导致了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排外性和封闭性。在历史上，往往都是借助于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才能多少改变一些这个顽固不化的一统社会。19世纪，美国殖民船队培里率领的“黑船舰队”用坚船利炮敲开了幕府时代的日本大门，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变革，让日本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并由亚洲小国一举跻身于世界列强之列。上世纪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还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再次用实力挫败其野心。用强大的外在压力迫使这个国家投降认输，放弃军备和战争，选择了发展经济、和平立国的再生方向，这些事实似乎证明，日本社会如果要变化，也许只有期待来自外部的压力才行。今天，当日本自身还处在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时，岛国文化的传统属性只可能不断强化其对外的封闭性，任何外在压力对它也许只是耳边风。正因为如此，世界舆论在评论“活力门事件”时，不仅注意它在经济层面的破坏力，同时也很看重它对日本整个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随后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因此，此次事件可以说是自从“黑船舰队”以来，首次在日本社会内部产生寻求变革的巨大压力。

　　三、日式法人资本主义走向崩溃

　　是资本主义就必须玩真的。以前，日本政府为保卫日本大企业和金融机构免遭国际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侵略，千方百计地拖延开放市场和放宽限制的时间。这次事件的结果将逼迫日本政府不得不拿出一些更为具体的行动来。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首先是对活力门公司进行谴责，同时对富士产经集团百般同情。对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很正常的企业之间的购并行为，他们则火冒三丈，偏向地定性为“敌对性收购”，斥责活力门公司玩弄“金融魔术”，甚至立即习惯地动用行政力量，调查活力门公司是否有违法行为并准备兴师问罪(有人甚至造谣说收购的钱是来自北朝鲜的地下资金)，甚至提出要限制外资提供收购资金等。针对今后可能连续发生类似的情况，日本政府已着手制定各项新法规进行限制。这些行为的目的主要在于保卫现行僵化保守的社会体制，保卫政府和大企业以及大金融集团之间的长期利益同盟关系，最终还是要保卫日本封闭保守的“假资本主义”不被真正的国际资本主义的湍流所冲垮。有人评价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是一场“美国式资本主义对日本式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活力门公司运用真正的资本主义手法，在日本市场大胆实践并取得初步成功，让日本政府再也无法为拒绝改革而继续推委搪塞了。

　　其实，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一切经济活动都应根据资本的原理进行，而最能够体现资本原理的正是购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几十年前就一直在寻求撬开日本经济上“闭关自守”的大门，但在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联合构筑的固若金汤的城池前迟迟未能得手。2002年，美国政府就要求日本政府“通过产业再生法的修改，引进促进购并的现代兼并技术，使准备再生的企业可以利用‘三角兼并’以及‘现金兼并’的方法”。日本政府表面上经常做出姿态表示要逐步实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并表示将消除大企业和金融集团之间相互持股的现象并取消各种行政限制。然而，这一姿态多少年来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而这次从日本社会内部爆发的活力门事件展示了美国式购并的震撼力，将成为对独善其身的“日本资本主义”这个坚固的保垒发动的一次总攻击。预定2006年正式实施的“新公司法”，将不得不反映出这次社会震荡的结果，“新公司法”肯定将开辟日本经济的新纪元。

　　活力门事件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觉醒，加速了日本“法人资本主义”的崩溃和“大众资本主义”的早日来临。说到底，活力门公司此次行动，提出的核心的问题是:“企业到底属于谁”和“应该如何考虑股东的利益”。前一个问题触及了传统的大家族式的公司只顾大企业和大银行利益的这一“日本式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既有挑战性，又有破坏性。而后一个问题则是对封闭、守旧、顽固的日本经济体制的强烈质疑，反映了广大小股东对保护自身利益和提高市场自由度和透明性的迫切愿望。由于二战后日本对财阀的改造不彻底，以旧财阀为主体的资本在经济重建和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再加上日本社会传统的封闭和保守的本性，使得真正的资本主义化一直很不彻底。长期以来，日本的资本主义其实主要是恣意横行的法人资本主义，一般的小股东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等互相拥有对方的大部分股份，以保证对企业的长期控制，彼此形成强大的利益联盟和稳固的权益垄断，这就在整体上强化了日本社会在经济上的排外性和守旧性，对此，许多人甚至称之为“战前财阀的复活”。

　　相反，像活力门公司这样的新生IT公司，主要都是以社会上的一般投资人作为股东，他们收入不高但人数众多，覆盖层面广，社会代表性强。堀江甚至多次将自己公司飙升后的股票进行低价分割，降低入市门槛，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一般老百姓买得起(后述)。这种形式可以让分散的小股东们迅速便捷地通过公司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监控公司的经营，提高企业价值以实现股票收益的最大化。这种做法旨在实现资本对大众股东的回报，代表着拥有一定财产并有意进行股票投资的广大市民的强烈意愿。日本在战前曾经属于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直接金融(即个人直接投资企业发行的股票和债券)和间接金融(个人在银行存款，银行对企业借贷投资)的比例为70%对30%，这和今天的美国几乎是一样的。可是，后来日本政府推行以培养银行为中心的产业政策，导致了直接投资的萎缩和间接投资的膨胀，比例变成了今天的30%对70%，完全颠倒了过来。由此，日本的股票门槛被人为抬高，单价动不动就数十万日元(数千美元)一股，一般老百姓根本不敢问津，只好被迫把钱存在几乎没有任何利息的银行，从而形成了多达800兆日元(约和80000亿美元)的国民储蓄。然而，当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人们对产生大量呆帐死帐的金融业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于是，由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回归的社会需求便逐渐高涨起来，个人进行投资的倾向也开始增强，这也是此次活力门事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背景。

　　四、美式资本主义将鲸吞“和为贵”的日本

　　这次事件带来的政府对各种限制的解禁，股票市场透明度的提高，大企业集团的重组以及资本流向直接金融投资的趋势，将可能导致国际资本大幅度流向日本，从而在日本迎来一个购并的高潮。据报道，目前世界上有近3万亿美元的投机资金在全球四处穿梭，就像红了眼的一群“猛鹫”一样，在饥渴地寻求瞬间可以获得高利润的猎物。在欧美市场，作为资本主义常规手段的购并已经玩了20多年，要斩获更大的猎物和更高的利润已经变得比较困难。而由于日本长期的封闭和自我完善，拥有庞大而优质的社会财富积累，因此，它是一个拥有丰富购并资源的后进国，那里充满了让“猛鹫们”享用不尽的“美味大餐”。日本政府被迫承诺施行的“新公司法”，将进一步明确“一切让资本说了算”这一大原则。这个排斥了人的温情、裙带关系以及民族特性的口号，将最终把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引进到一直习惯于“和为贵”的日本社会中来。于是行将垮台的企业将由资本用外科手术的手法把腐败部分剔出，或者干脆解体后重新组建；优秀出色的企业则有可能被瞬间更换DNA，从而城头易旗(即使百年企业也难免被迫改名换姓)；一些企业的经营手法和经营队伍也许会在一夜之间面目全新。

　　目前，受活力门事件的影响，许多日本企业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经营方式。如着手考虑增加配股，提高股价的问题，需要投资资金时利用股票升值来进行融资。如果要把利润拿来扩大投资，则需要在股东大会上详尽说明投资计划并取得认可等等。这些变化是很好的开端。总之，企业到底属于谁?谁来考虑股东的利益?随着资本开始自由地发挥其本能，这些本来是最基本的问题将找到明确的答案。符合时代需求、能够迅速成长并产生最大价值的企业，必将成为资本猛烈追逐的对象。尽管企业有提供就业、纳税和影响经济等社会责任，但归根结底，它本身不过是有价值的商品而已，企业受资本的支配，它属于拥有这些资本的股东们。这样的资本可以是日本的，也可以是国际的。

　　在这个资本流动全球化的时代，过去那种由于恐惧外国资本的残酷无情而设置的外交、行政和行业保护屏障，将无法阻挡追逐高利润的资本的猛烈冲击。诚然，购并这样的手法本来是在资本主义最彻底的美国发展起来的。在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背后，往往有来自军事方面的思维、知识、技术等存在。基于这样的背景，购并十分强调战略思考和战术展开，有玩“战争游戏”的感觉，其最大特征在于高风险和高回报。所以有人批判购并是“金钱游戏”。不过，仅仅由于购并有惟利是图、不讲人情的特性，就人为设置障碍将其拒之门外，这完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活力门公司这次赤裸裸的突袭行动，打开了购并这个“潘多拉盒子”，以最快速度开启了日本真正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许多观察家预言:2006年将是日本企业的“大购并时代”的开始!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个事件？一个普通公司的经营者通过自己的“造反行为”几乎把日本社会翻了个底朝天，而且改变了“只有政治才能给社会带来变化”这个常识。仅仅凭这一点，堀江的历史作用就已经不言自明了。不过，在这里我要申明：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去详细叙述事件本身的具体经过和结局，而主要想聚焦引起这个划时代大事件的令人惊奇的核心人物——堀江贵文和他的成功事业。众所周知，日本由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科技能力，在IT方面目前正走在全世界的最前端。出现在日本的堀江贵文和其领导的活力门公司导演的成功故事，也许会对今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资本市场逐渐成熟的中国的广大IT精英新秀们产生良好的示范和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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