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注册制需要怎样的司法保障
肖钢履职证监会[微博]主席至今整一年。这一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变革年，IPO重启、新三板扩容、优先股办法制定等等，而其中的改革“牛鼻子”无疑就是注册制，将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搭建起整体框架。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将实行注册制，这是不会改变的大方向。但在实际过程中，注册制的实行是步履蹒跚，与新股定价和老股转让等不相干的问题纠集在一起。注册制的实行需要全面的制度建设，本文从司法保障方面进行探讨。
对于IPO注册制的关键———加强信息披露来说，司法保障(若虚假披露所承担的法律后果)远比要求如何充分及时完整披露重要。若无相关司法保障制度建设，注册制就会变成造假者的“抢钱”游戏，从而葬送注册制。具体来看，目前存在的问题来自证监会[微博]和法院两个方面。
实行注册制，加强信息披露制度是关键。事实上，加强信息披露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求披露得充分、及时和完整；另外，就是如果实行虚假的信息披露，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笔者认为，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加强信息披露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司法保障，通过制度性安排，允许投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维护自身权利。一旦实行虚假的信息披露，相关当事人就有可能赔得倾家荡产，甚至被送进监狱。也就是说，在信息披露时，如果违法成本大于守法成本，发行人或其他相关人才不敢以身试法。反之，如果违法成本过低，又在前端实行注册制，放开大门不作实质性审查，就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很可能发生比“奥赛康事件”更为严重的事件，从而葬送注册制。
实践中，一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选择回国，原因即是畏惧美国严厉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民事诉讼。国内公司在进行上市时，也会在美国、香港和国内交易所之间进行选择。浸淫于中国资本市场文化的企业，若猛然进入美国严厉的监管和诉讼文化会很不适应。如果发生问题，再次进入美国证券市场成本会相当高。有些企业以香港为过渡和跳板，游泳一段时间，再慢慢走向世界。所以，在国内实行证券维权一个现实的好处是，可以解决中资股在美国频频遭遇诉讼的问题。让这些企业在国内练好内功后，再走向世界。
实际上，目前证券维权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来自证监会；另外一个来自法院。证监会一直以投资者“父母”自居，认为可以通过行政执法来维护投资人的利益。但实际上，子女疼在哪里，父母是不知道的。另外，父母本身的利益与子女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样的：迫于某些考虑，证监会也可能会损害投资人的利益。事实上，中国证券市场经过20年的成长，投资人已经成熟，完全可以担当维护自己权益的重任。实践中，投资者维权的意愿也很强烈。证监会不应该“大包大揽”，而应该提供制度性安排和通道，让投资人通过自身努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另外的问题则来自法院方面，观念问题以及相应立法的缺失，实践中投资者维护自己利益的通道并不通畅。
首先，是前置性程序，即只有经过证监会行政处罚后的行政案件，才可以提起诉讼，即“行政案件在先，民事赔偿在后”。这是最高法院为了防止诉讼爆炸而设置的一道屏障，在国外则没有类似的制度安排。但就实质而言，前置性程序剥夺了投资者进行诉讼的权利。法院不能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而拒绝审判，是一条普遍承认的司法原则。更重要的是，随着法院审判经验的增多，有助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司法解释。随着投资人的成熟和法院审判经验的增多，前置性程序的规定无疑会被废除。
其次，现在只有虚假陈述案件能提起诉讼，而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案件，由于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投资者实际上无法提起诉讼。去年2013年8月16日光大“乌龙指”事件被定性为内幕交易后，甚至出现了证监会说可以去法院诉讼、而法院却拒绝受理的情况。好在这方面有了可喜的变化，最高法院随即就内幕交易案件的管辖专门制订了司法解释。有关内幕交易定性、举证责任和赔偿的司法解释，也会在近期出台——— 既然内幕交易案件已经受理，就不能不进行审查，而审查需要相应的法律依据。据报道，有关操纵市场的司法解释也正在制定之中。这样，有关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司法解释颁布后，三类案件就都可以诉讼，投资人维权的司法保障进一步走向完善。
最后，是集团诉讼问题，这个问题争论最大。尽管2002年深圳交易所就出具报告，要求实行集团诉讼制度，但最高法院出于维稳方面的考虑，暂时将此提案搁置。以致现在的证券诉讼都采用普通诉讼的方式，不胜其烦。举例说，如果一个案件有200人，就要准备200份诉讼材料，当作200个案件处理。在大庆联谊案中，这种情况就出现过，诉讼材料拿卡车来运。实际上，这使得证券诉讼在实践中不可能。
如实行集团诉讼，一旦证监会出具有关证券违法的行政处罚，律师就可以通过网络等现代通讯工具发出征集令，投资人可以根据律师列出的条件进行登记。律师选择一两个案件进行诉讼，而判决的结果适用于所有的当事人。同时，诉讼成本和发生的各种费用，由律师垫付。如果胜诉，律师收取将近四分之一的收入；如果败诉，则分文不取。由于集团诉讼由律师组织和安排，律师本身是中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先试点的情况下，不会引起大的混乱。
在中央决定实行注册制之前，是否建立集团诉讼并不迫切。但是决定实行注册制后，必须要实行严厉的集团诉讼，否则，注册制就会变成造假者的“抢钱”游戏。就此意义而言，实行集团诉讼是实行注册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一旦发行人或其他主体有违法行为，投资人会基于自己的利益，拿起法律武器维护，从而加大发行人或其他主体的违法成本。
此外，集团诉讼还是实行和解的前提。只有发行人或其他违法主体知道会在集团诉讼中败诉的情况下，才会实行行政和解，拿出一笔基金以息事宁人。即使案件已经进入民事诉讼，也可随时与代表投资人的律师和解，从而节省诉讼成本。
柯荆民(学者，德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前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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