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非非】
日本之所以能在近代迅速现代化，是因为在他们的传统政治中，早已具备了一些现代元素。
蔡非
1890年，一位异国王储来到日本访问。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特派官员专程到长崎迎候王子一行，同时下令港内商船一律不准停泊，其余舰船高悬客人本国国旗以示欢迎。
因为这位王子名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未来他会登上俄国沙皇皇位，成为这个拥有世界最庞大军队的国家的领导人。
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已经20多年，但在邻国和欧洲眼里仍然孱弱。日本小心翼翼地招待着俄国皇储，沿途派警察严密护卫，唯恐出什么岔子。
然而越怕什么越来什么。皇储在日本城市大津坐人力车时，一名负责护卫的警察突然用刀劈向他的头部，幸好伤势不重，皇储下车逃跑，刺客在追杀中被打倒抓住。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为“大津事件”。
刺杀的警察叫津田三藏。他是一名极端仇俄分子，他认为尼古拉来访其实是想为进攻日本做准备，所以实施了刺杀行动。
日本政府的难堪和恐惧可想而知，他们迅速采取措施，力图消除事件影响。除了以外交方式道歉、抚慰外，日本还需要迅速严厉地审判凶手，来平息俄国的愤怒。
问题是：津田毕竟没有杀死皇储，不过是谋杀未遂，按日本当时的法律，津田只能被判无期徒刑。这样俄国人岂会满意？
于是日本内阁的大臣们向日本大审院和特别法庭的法官们施加压力，要求将此案定性为“加害皇室之罪”，这样就可以合法地判处死刑，来平息俄国人的愤怒。
但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却否决了内阁的要求。他认为“加害皇室之罪”只适用于保护日本皇室成员人身安全，而非访日的外国皇室成员！
据说他当时面对质问——若因此导致日本亡国灭种怎么办，儿岛惟谦说：“日本若因此而亡国，那就让它亡国吧，至少世人将记得日本曾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最终津田还是没死，儿岛惟谦的雕像至今树立在日本爱媛县宇和岛城。而俄国正式和日本开战却是14年后的事情了。
而日本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在“大津事件”的推动下，大英帝国和日本达成协议，在1899年全面废除英国人在日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注意，达成协议的时间是在甲午战争开战2周以前。
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因为我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个相似的案件：登州阿云案。
宋神宗年间，山东登州一名叫阿云的女子，在母亲死后由尊长作主，将其与一韦姓男子订婚。但阿云嫌韦某长相丑陋，便趁其晚上独自就寝于田舍之时带刀前去杀他。结果黑暗中却没杀成，只伤了韦某一个手指就慌忙逃跑。
然后在官府审讯时，阿云在没有用刑前就把罪行和动机全部吐露，这在当时来说，算是自首。
关于对阿云的审判，宋朝官员们却分成了两派，争执良久。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主张：阿云订婚之时，尚在为其母服丧期未满之时，故阿云与韦某所订婚约之夫妻关系不能成立，应以普通谋杀未遂罪判处，另外阿云有自首情节，所以最后应该判处流刑。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则认为：阿云谋杀亲夫，违背了自古以来的传统，碰触了儒家道德的底线，所以应该判处阿云绞刑。新旧两党为了一个小女子的性命在朝廷上互相攻击，耗日时久。最终，还是宋神宗和了稀泥，用皇权免除了阿云死罪。阿云死里逃生，被流放边关，又得大赦，最终结婚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这在现代人看来，明显都会认为司马光旧党们不对，他们这是“春秋断狱”，即不按照法律，而按照儒家经义精神来决断刑狱，跟今天某些国家直接用教法代替国法是一回事。
而事情还没完，十几年之后，司马光当上了宰相，再次将这案子提了起来，重新审判，并以谋杀亲夫之罪名将已经为人母的阿云斩首。得遂心愿。
这两件案子相隔了800年，都是行政干预司法，侵犯司法独立性的典型。不同的却是结果。中日两国现今制度仍然是截然不同，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至今仍然摆在各大书店里，影响着一代代商界、政界和学界领导人。
在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一书中，英国史学家认为：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迅速能现代化成功，是因为在他们的传统政治中，早已具备了一些现代元素。而反观中国近代，在现代化路程中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一系列苦难。司马光等历代名臣遗留下的某些财产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
（作者系武汉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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