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迷恋白银

　　中国人为什么迷恋白银

　　徐瑾

　　银，白金也。《说文解字》中如是说，白银是价值仅次于金的贵金属。

　　对比西方人对于黄金的迷恋，国人对于白银可谓念念不忘，国人为何如何迷恋白银？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上对于白银的偏好几乎随着时间日益加深，而白银成为中国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恰恰也隐藏着中国历史大变迁的隐秘纬线，这也是我近年转向货币史并撰写《白银帝国》的原因，货币历史如此重要，绝不仅仅是阴谋论可以涵盖，我们如何看待货币，其实也是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乃至自身。

　　白银在中国上古时代已有出没，从考古来看殷商时期就用银贝等物，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 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这里的“白”，也就是银。银在春秋战国已经具备货币部分职能，目前能够找到当时的各类银贝等货币出土。即使如此，五代之前银更多作为装饰赏赐，在秦汉之间银并不作为主要支付手段，“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质如周钱， 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从“不为币”到最终的法定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历程不无曲折。中国战国秦汉时期，更多用金与钱，进入六朝、隋、唐是钱帛并行， 宋、金、元至明初是钱钞流通。五代后白银才开始逐渐用作支付，两宋后白银逐步进入民间，与钱并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银正式完成在中国的货币化。从此之后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这 500 多年间，中国经历了大小战争，浩劫无数，始终固守白银，其间银两和银元通用。

　　我在《白银帝国》中对比中西货币史，从一开始中国与西方的货币制度就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古代西方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发达，虽然一国之内国王可以规定何为货币、价值几何，这些规定却无法在其他国家疆域内使用，真正能够被国际市场接受的流通物，从很早开始就被锁定为贵金属铸币。早在公元前 7 世纪，小亚细亚的希腊小国吕底亚就已经开始铸造固定总量、标明价值的金银合金铸币（而中国迟至清朝末年才开始白银铸币）， 从此塑造了西方货币史注重贵金属铸币的路径。

　　相比之下，在明朝中期之前，大部分时间内各种贱金属铸币（铜钱、铁钱）构成中国货币的主要形态，中间间杂着货币史上的早熟传奇，即北宋到明初 400 余年最终失败的纸币试验。回顾货币史，通胀和通货紧缩在中国历史上交叠出现，政府不时地受到诱惑，以虚值大币或者轻薄恶滥铸币方式大肆搜刮，民间则以私铸、停用恶币等方式反击， 虽严刑峻法亦难禁绝。最终而言，其结果则是，即使帝王意志亦需接受市场检验，从半两钱、五铢钱到开元钱再到宋代铜钱、铁钱、纸币，中国钱币命运难以与王朝兴衰相隔离。

　　即使白银在明中期得以货币化之后，白银在中国大部分情况之下作为称量货币使用，而非西方早已习惯的铸币方式。从古代银两形态来看，隋唐以前称银两为银铤、银饼或银笏，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古代“铤”通“锭”，从宋代开始一般称呼银铤为银锭，而把银锭叫作“元宝”始自元朝，据说元朝至元三年（1266 年）以平准库的白银熔铸成 “锭”，重量达 50 两者叫元宝，即“元朝之宝”的意思。刚开始元宝不单用于银锭，也出现在铜钱上，但后来成为银锭的通称。大体而言，从汉朝到明清，银锭开始由圆饼形逐渐向长条形发展，随后是束腰形，最后发展成元宝形。

　　这种发展，有钱币学家认为更美观，也有人认为不 方便，是一种倒退。至于银元，中国自制银元之前，银元基本源自海外银元，所谓“外洋”。 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不仅成色和品质需考察，而且各地换算方法林立，使用并不方便，直到民国“废两改元”才算正式全面以银元取代银两，白银得以以制币形态流通。此外，我在《白银帝国》中梳理中国货币历史，发现虽然有各类当 铺、银铺、钱庄等金融机构，但是长期没能发展出现代银行体系，对于中国信贷体系的深化乃至现代国家转型拖累甚深。

　　细究中国货币史，可以发现其形态变迁与制度发展均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变化，而货币的变迁背后对应着帝国的进退，这也是我近期写作《白银帝国》的初心。历史细密经纬之中， 白银始终是一根连绵不绝又隐匿无比的线。要重新认知中国货币史，把握白银在中国货币化的关键进展，就必须结合经济史、政治史、财政史、军事史等研究，从更大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换言之，理解货币必须在货币之外，其前提是重新厘清中国历史的关键脉络。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近期出版《白银帝国》，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