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的匠人做的是重复的工作。能在这种不断重复的工作里面感到快乐，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本刊记者|苗正卿 编辑|施雨华 摄影|左手工作室

　　陈晓卿说，他是被命运推上纪录片之路的。如果生在1960年代的他能够像今天的学子一样自由选择专业、选择职业，他可能更愿意成为作家或记者——他们更自由。

　　无论如何留恋别的可能性，他的《舌尖上的中国》系列已经成了收视率最高的国产纪录片之一。在圈子里，他早就为人熟知，而这部纪录片为他在普通公众那里赢得声誉——《舌尖上的中国2》观看人次超过了2.4亿。

　　这是一个会为钟爱的事耗费无穷精力却自得其乐的人。拍摄《舌尖上的中国》那阵，他连续3个月每天只睡两小时，有时开车回家路上感觉太累，不得不把车停在路旁趴一下。

　　当然，他认同要做出好纪录片，是需要一点工匠精神的。挑剔、个性、一丁点沙子都不能揉，这就是匠人，“绝大多数的匠人做的是重复的工作。能在这种不断重复的工作里面感到快乐，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控制流程，尊重工作手册

　　陈晓卿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他把拍摄纪录片的整个流程分为4个阶段：调研、文案、拍摄、包装。

　　在此之前，必不可少的是对整部片子立意的思考。《舌尖上的中国》有点特殊。这是一个他惦念了太久的题目，“如果非要说一个时间，那至少是10年。”

　　要制作优质的纪录片，无疑必须在资料调研的深度上面下功夫。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开始拍摄前，节目组做了大量的调研，总共选出了将近400个案例。“前期调研花费的时间其实和后来拍摄的时间几乎一样长。”

　　为了能从这400个案例中精选出适合拍摄的内容，他们特意请BBC的调研团队为节目组做培训。陈晓卿认为这对后来的拍摄非常重要。“BBC教给了我们一套选择案例的方法，选择哪个不选择哪个是有一套标准的。”最终，400个案例被精简为不到50个。

　　无论最初的想法有多特别、调研有多扎实、文案有多精彩，最终，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拍摄切实地呈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拍摄计划，把预想内容、风格充分表达出来。正式开拍前，他们有一个类似于“集训”的过程。所有工作组聚在一起，拍摄样片，然后探讨场景的表现手法、决定性瞬间的捕捉方式、食物核心环节的展现方法，形成“工作手册”。因为前期有过这个培训的过程，后面在不同时间地点进行拍摄的工作组的作品，基本能形成一致的风格。

　　拍摄完成后，除了剪辑、修改之外，还会把样片拿给相关领域的专家鉴定。“绝对不是走形式，往往会获得许多有用的修改意见，并且最终被采纳。”观众看到的片子，是经过了这一道道“审核”后改良的。陈晓卿说，只有严格执行这整个流程，一部纪录片才能基本上达到他自己的预期。

　　不同的纪录片，别用同一套标准

　　陈晓卿认为，纪录片有两种，一种是类似于作家创作的个人风格很强的作品，一种是商业性纪录片。这两种纪录片，不仅应该有不同的工作方法，也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商业纪录片存在制片人制度。制片人会让整个项目像一个商业计划一样一步步推进。他们会更多考虑观众和市场的接受度，作家创作式的纪录片更强调创作者本人的体验。这种个性化的表达观众有可能接受，也有可能排斥。”

　　他早期的代表作《远在北京的家》就是更强调创作者真实体验。当时，他和安徽电视台的几个同行用一年半时间拍摄这部片子，讲述安徽小保姆在北京打工的故事。“完全是自己找的题，也没有任何资金支持，想做就做了下来。”纪录片中的小保姆，至今还跟他保持联系。

　　作家创作式的纪录片是导演中心制，而商业纪录片是制片人中心制。商业纪录片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一个人很难完成。“剪辑师可能根本没去过拍摄现场，但是也要剪辑出符合节目风格的内容，这就需要制片人从头到尾监督整个流程。”

　　陈晓卿举了个例子：同样是拍狮子，作家创作式的纪录片会向观众尽可能展现狮子所有的个性，商业纪录片团队则会选择狮子特性中最“适合”人看的重点拍摄。

　　陈晓卿说自己特别不赞同在商业纪录片里边用真实的度量衡来做判断。“不是我不能拍摄出狮子的所有特性，而是商业成本不允许商业性团队这么做。”商业纪录片的成功给陈晓卿带来了赞誉，但他仍然怀念1990年代初的氛围。“十几个人，在一个没有公路、没有通讯、邮件都寄不到的地方待半年，就为了拍一个片子。这种状态再也找不到了。”

　　眼下，陈晓卿最大的梦想是做一个开发纪录片模式的实验室。他认为中国作家式纪录片的水准已经和国际水平很接近，“现在全世界没有哪个纪录片电影节没有来自中国的纪录片，如果中国的纪录片缺席，那这个电影节实在太没有面子了。”但中国的商业纪录片和国外的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弥补这些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