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晋晖

　　虽然延迟退休的时间表已经出台，计划于2022年起实施，但学界关于这项改革的争论却并没有随之尘埃落定。相反，凝结共识之路依然步履维艰。

　　近日,由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来自社保、就业、社会学的专家就延迟退休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立场不同，观点不同。

　　“延迟退休”是否适合中国蓝领工人占大多数的劳动力供给现状？它真的是解决人口抚养比上升的有效途径吗？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为更多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或许比延迟退休更能有效缓解老龄化的危机？

　　这场讨论达成唯一的共识是，政府应该制定更加具有弹性的延退方案，给予参保者一定的自主选择权，愿意“早退”的可以少领，愿意“迟退”的可以多领，让个人根据家庭情况、身体情况来决定他领取养老金的时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人社部争取2015年完成延迟退休方案制订，2016年报经中央同意后征求社会意见，2017年正式推出。方案推出至少五年后，再渐进式实施。这意味着中国最早将在2022年首次延长退休年龄。

　　蓝领工人适合提前退休吗？

　　都阳(中国社科院劳动经济与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延长退休年龄备受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涉及到太多的利益相关方,有政府、有雇主、有雇员。雇员中包括马上要退休的人和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它也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如养老体系是否平衡、是否会提高青年人的失业率、对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增长是否有影响、已经面临退休的人是否愿意接受延迟退休等等。

　　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实际退休的年龄跟法定退休年龄存在差距。2005年实际退休年龄女性不到52岁,男性不到56岁，2010年女性不到54岁，男性不到58岁。如果按照法定退休年龄来比较每个个体,计算整个提前退休者的比例,有将近89%的女性、58%的男性并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退休并不意味着就不劳动了。我们有研究显示，有超过1000万人边工作边享受养老金的群体,65岁以下约有900万人,不到60岁的600万人,这就意味着退休制度的设计本身是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的。

　　杨燕绥(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延迟退休是有客观时间表的,动作越早速度越慢,动作越晚速度越快,中国已经慢了一拍，但是现实又快不得。

　　当一个国家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必须做到养老金制度全覆盖，给每个老人安全的预期。养老保障方面的政策应该包括养老金、医疗、居住和护理,还要同时启动延迟退休。

　　中国是在1996~2000年间进入老龄社会的,当时正在进行国企改革和配套的养老金改革。政府用提前退休来解决国企减员增效问题。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今天，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还是用提前退休来提升单位绩效,这是一种与快速老龄化相悖的做法。

　　延迟退休是老龄社会的必然选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应对养老金的支付危机，更重要的是有助于解决“有备而老”的问题。人的寿命延长了,每个人需要多工作、多积累、为自己的老年积攒更丰厚的养老资产。人要学会终生自立,这是老龄社会的核心文化。

　　唐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系研究员)：大量劳动者的提前退休实际上是延迟退休的一个反证，连现行的退休年龄都做不到，难道延迟之后就能做到吗？做不到的背后是有客观原因的，不是法律规定之后就一定能够实现的。

　　中国和很多发达国家的不同在于阶层结构的不同,发达国家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以白领为主的,相对而言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延迟退休。而中国70%的劳动者是蓝领工人。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这批人，他们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下，一生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谈不上用一生积累的财富来安排年老之后的生活，往往退休金是他们老年唯一的生活来源。延迟退休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

　　跳出养老保险的框框谈延退

　　唐钧：讨论退休制度改革应该将老龄化、就业和人口这三者集合起来，一定要跳出“收多少钱、发多少钱、多少人交钱、多少人领钱”这个养老保险的框框。

　　因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是不一样的，商业保险能够给出确定的待遇支付标准，而社会保险只能“承诺保证基本生活”，而未来的生活水平很难进行精算。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最后都有一个政府的出资。我们现在只强调“企业和个人”双方是不对的,一定是有第三方“政府”,政府必须扮演最后兜底的角色。

　　在一个社会中,永远是年轻人养老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们生产的物质财富怎么去养老人。老年人的待遇水平并不是通过养老保险的一系列公式计算出来的，而是由退休的那一刻社会所生产多少财富以及如何分配这些财富来决定的。

　　都阳：在中国老龄化加速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讨论退休年龄的问题,但是如果仅仅从延长退休年龄本身去关注养老体系的持续性，并非问题的核心。因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不可能靠养老制度的改变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最终还是必须依靠社会生产率的提升。

　　政府应该将退休制度的设计纳入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计中来。中国的养老保险体制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现收现付的制度，养老体系可持续的基本条件就是新加入的劳动者带来的收入要大于退休者的支出，两者之间的差额能够维持养老金的支付。

　　虽然社会的总体抚养比在升高，但如果年轻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前需要五个人生产的财富，如今两个人就可以生产出来，那可以作为破解中国老龄化危机的应对之策。教育回报和人力资本体系的设计和运转是会影响到养老体系的持续性的。

　　很多有养老危机的国家往往伴随着青年人的高失业率,中国也有可能存在这个情况。

　　杨燕绥：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的消费非常从容,因为他一生的劳动、个人努力和国家给他的分配足以让他到老年时经济独立。所以，老年人的需求拉动、青年劳动人口的科技推动应该是我们进入银发经济发展的两个内涵。

　　归纳起来就是两句话：一是改善老龄人口资产结构以提高购买力,二是改善劳动人口人力资本以提高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备而老。

　　弹性降风险

　　杨燕绥：在延迟退休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规定的是一个按照平均寿命计算出的全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然后“早减晚增”，让人们自己去选择。一个人什么时候进入劳动力市场,什么时候退出劳动力市场都是自己决定的,如果政府强制人们延迟退休,就会得罪弱势群体,如果延不了,也会得罪就业强势群体。

　　建议允许就业困难人员早5~6年领70%~80%的养老金,这些人群存在健康、家庭困难以及就业转失业等问题，如果强制这些人延迟退休,可能会导致整个延迟退休的制度都无法实施。

　　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以后,非全职的灵活就业会占到多数,延退的另一配套措施是政府应该尽快出台对非全职工作就业的社保支持，允许按小时交纳保费，将灵活就业规范起来。

　　同时也要允许就业优势群体延迟领取,一方面有效利用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也能扩大正规就业,增加养老金计划收入和减少支出,避免“搭便车”的公共悲剧。

　　延退政策必须保持足够的弹性，大家都会认为最后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政策的社会风险就降低了。

　　弹性延退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政策举措已经启动晚了，按照“一年延一个月”来做，已经来不及了。若政府能够出台弹性延退政策，有人选择延,有人选择不延,再加上新出生的人口，机制就会变得平滑。

　　都阳：弹性的退休制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制度设计的核心应该鼓励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人能够就业,这样我们获得的收益会越来越多,我们鼓励，至少是允许低生产率的人退休,这样养老制度的持续性会增加。

　　其他和退休制度关联的劳动生产制度还应该包括更加灵活的就业制度。

　　唐钧：就制定延迟退休的方案来说，一年延一个月或者是四年延一年,其实都是“温水煮青蛙”的策略，看起来民众好接受，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这个方法还不如隔一段较长的时间一次性达到延退的年龄好。

　　延迟退休并非是缓解老龄化的法宝，如果真的对老年抚养比上升担忧，那么放开计划生育比延迟退休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