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资本愚蠢，影人应该聪明

　　什么是好的模式？它不仅仅是天量盈利和财富的积累，

　　更是带领一个行业从一个阶段跨进到另一个阶段，并为其他行业学习和复制

　　文/山旭

　　无论有怎样的批评，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叫IP的东西正在重塑中国电影行业的生态。

　　比如，上游公司挟版权优势转型，第三代电影公司由此诞生。还有从小说作家等转型而来的新生代导演，使这个传统职位在向产品经理演变。

　　IP，是英语“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直译为“知识产权”。它可以是一本小说、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一个形象。

　　与之相连的是泛娱乐、衍生等词汇。美国迪士尼是当下中国人学习IP运营的样板：依靠米老鼠等深入人心的形象，不仅产生了动画电影，还有人类史上最成功的主题乐园，玩具、服饰等衍生产品所创造的利润远远超过电影票房。

　　但是，现在连好莱坞也在惊讶万分地观察中国IP产业的急速扩张。

　　毕竟，他们还没有过因一个歌名就投入上千万元资金打造电影的经验，也很难理解，编剧和作家为何可以在“旋转门”中反复变身。

　　而在中国打造IP的模式中，作家、作曲家、作词家，可能因为一部小说、一首歌曲而成为导演乃至制片人。

　　IP的疯长一体两面。

　　假如批评它，肯定可以用上“虚火”“一窝蜂”“资本盲目”等词语。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至少引起了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丰富了电影创作的队伍，提升了从文学到音乐等一系列文化产品的价值……

　　眼前的问题其实是——它是不是能够更快推动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进程。

　　经过十多年高速增长，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消费市场。但电影创作和生产较所谓现代化、专业化还有很大距离，仍被称为“作坊式电影”。

　　在这个圈子里，上一轮冲击无疑是热钱的涌入。有人说它延续至今，带动了演员、导演身价的高涨。但另一方面，来自其他领域的投资者用非传统的方式和手段改造着中国电影行业，虽然这个改变目前并不明显。

　　IP热不同。它首先改变了剧本的生产流程：传统编剧们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职业危机。

　　还有整个电影产业的生产组织模式。显然与来自煤炭行业的“傻钱”相比，BAT这样带有国际化视野的互联网公司入场，不只会推高版权价格。

　　但是当潮水退去，这些改变是否可以让中国电影走上健康的产业化轨道？

　　从1978年以来，中国人创造了很多新事物、新模式。有些成功，有些失败。

　　什么是好的模式？它不仅仅是天量盈利和财富的积累，更是带领一个行业从一个阶段跨进到另一个阶段，并为其他行业学习和复制。就像一部经典电影带领观众从一个世界旅行到另一个世界，领略生命的精彩和生活的魅力。

　　IP热的到来，是不是也带来了这样的机会？

　　资本既聪明又愚蠢，而电影人应该更清醒、更聪明。

　　IP大战：资本皮鞭下的狂奔

　　现在行业最流行的方式是把版权打包拿出去，“转个圈，吸引投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高海博/北京 上海报道

　　一部《鬼吹灯》，几乎让中国的影视巨头全部加入战局。

　　陆川导演的《鬼吹灯之九层妖塔》与乌尔善执导的《鬼吹灯之寻龙诀》，将在2015年下半年先后上映。前者背后是中影与乐视影业，后者身后站着华谊、万达[微博]与光线传媒。

　　“鬼吹灯”系列的作者“天下霸唱”（本名张牧野）也很忙。在把《鬼吹灯》话剧改编权授予博纳影业的同时，他还将另一本作品《鬼不语》的影视改编权授予博纳影业，将《天坑·鹰猎》的电影改编权授予唐赫影视。

　　新华出版公司副总经理吴凤未笑称，2015年是“天下霸唱年”。她的公司也在制作一部关于“鬼吹灯”的网剧。

　　卷入“鬼吹灯”三个字里的投资早已超过亿元人民币。行业人士把这种方式归结为：IP开发。

　　从10万到200万

　　“《鬼吹灯》当时卖了40万元，如果放到现在，我是不会卖的。”阅文集团副总裁罗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也许会直接投资电影。

　　如果没有IP开发热潮，这样的假设并没有意义。但当下，小说、游戏、电影甚至主题公园都在以“IP”的名义广泛讨论。

　　IP是什么？它可以是一部小说，一款游戏，一个人物形象，甚至是一句网络流行语。

　　 《鬼吹灯》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经历了从籍籍无名到“爆款”的过程。

　　2006年，“天下霸唱”还是盛大旗下的起点中文网签约作者，每天以5000字的频率在平台上更新网文。阅文集团统一管理和运营原本属于盛大文学[微博]和腾讯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潇湘书院、红袖添香等网文网站。

　　对于当年的40万元，罗立感觉诧异：他不太理解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权还值这么多钱。当时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一部，大多被版权运营公司拿走。

　　即便到了2012年，价格也没有多少变化。

　　中汇影视文化传播公司（以下简称中汇影视）副总经理陈有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汇影视CEO、时任盛大文学CEO侯小强[微博]曾经拿着一本名叫《史上第一混乱》的书，四处兜售，“给过光线、新丽传媒，但大家嗤之以鼻”。

　　当时这部作品的价格只有10万元。而一年之后，儒意欣欣影业执行董事柯利明用了200万元才拿到手。

　　当资本以攻城略地的姿态进入IP开发时，改变开始了。

　　腾讯旗下的腾讯互娱是最早提出IP战略的中国企业。在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眼里，迪士尼是他们的目标，他希望通过文学、动漫、游戏、影视等领域的互通，打造出属于中国的超级IP。

　　阿里也不甘落后。在阿里文学的发布会现场，阿里文学总编辑周运的PPT中，几乎每一页都带着IP。

　　罗立在阿里文学成立之前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他乐于看到行业竞争，在阿里之前，也有百度[微博]文学凤凰文学出现，雷声大雨点小，“阿里有什么，有钱？可既没有成功案例，也没有版权资源，我们还担心什么呢？”

　　第三代影视公司崛起

　　只是由此，影视公司对于上游版权的需求到了近乎饥渴的程度。

　　“很多有名气的作家手里还只是有个概念，就被影视公司预订了。”吴凤未告诉本刊记者，几乎每天她都会收到各种影视公司的电话，希望购买版权。

　　吴凤未介绍，新华先锋在版权上的模式分为三类：图书版权的直接买卖、改编剧本的买卖、影视剧的共同开发。

　　作为内容所有方，它们最有机会进入影视制作行业。和新华先锋一样，凤凰联动影业、中汇影视都是由上游文学版权公司转型成为影视制作公司。

　　“时代变了。”在陈友方看来，它们将成为第三代影视公司。

　　按照他的划分，第一代影视公司是依靠大导演与明星工作室兴起，类似华谊兄弟；第二代则是万达与光线，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发行渠道；第三代依靠的是“内容”，即IP。

　　但是，中汇影视最初的打算并非影视业务，而是运营版权。2013年，依靠侯小强在行业内的资源，中汇影视与大量作家签约，其中包括因在微博上写睡前故事走红的张嘉佳。

　　张嘉佳所写的故事收录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版权买卖全部由陈友方的公司负责。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只留下一个故事，其他全部售出。

　　为何不自己做？陈友方说，“开价太高”。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名字加上一个很短的故事，最终成交价为200万元。

　　不过，“买方用这个IP，很容易就能拿到一亿元融资。”陈友方说，这部电影虽然不用这么高的投资，但是市场与资本是认可的。

　　《鬼吹灯之寻龙诀》制片人陶昆同样买了张嘉佳的版权，但他不喜欢用“IP”这种说法，“最开始大家讨论IP，我以为是IP地址呢。”他有些自嘲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他看来，购买文学版权是一早就有的事情，很正常。他反问：当年张艺谋买莫言、余华的小说，算不算IP呢？

　　陶昆所在的影业公司与“天下霸唱”共同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它们先购买“天下霸唱”的小说版权，然后放到共同成立的公司一起开发。

　　“这样对作家更公平。”陶昆告诉本刊记者，现在行业最流行的方式是把版权打包拿出去，“转个圈，吸引投资”，作家入股，“转的过程自然是仁者见仁的事情了。”

　　能够形成的共识是，作者的分量越来越重。陶昆有些无奈：“你说作者颜值又不高，去站什么台呢？”

　　他担心这样不仅会消耗作者的创作时间，作者还可能会被过度消费。

　　作家很忙

　　“确实，作家很忙。”罗立感叹道。

　　除了站台之外，更多的网络小说作家开始转入编剧行业，在陈友方、吴凤未的公司都有大量编剧由小说作者转变而来。

　　陈友方介绍说，大多数作者都有强烈的意愿去做编剧，但现实问题是，作家与编剧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这样的转换需要时间。

　　他们选择的方法是培训与练习。

　　中汇影视选择与外部导演成立工作室，将作者、内容与工作室绑定，让职业编剧带着作者成长。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小说作者补充到编辑阵营，同样是电影市场与观影人群的要求。

　　陈友方认为，电影市场的飞快增长，导致电影编剧的内容生产严重不足，网络文学正是一个巨大的内容池。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的观众多是“85后”，要求电影市场提供对应的内容。

　　《左耳》的编剧正是小说作者饶雪漫。

　　《左耳》制片人孙永焕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饶雪漫做编剧是我们要求的。”他认为从人物走向与具体细节，原作者本人会更了解。

　　这就涉及平衡：超级流行的网络文学作品改编时，如果完全脱离原创作者，可能会直接面对几千万读者的不满。

　　在制作《鬼吹灯之寻龙诀》时，陶昆把“天下霸唱”与编剧凑在一块讨论剧本，因为“整个世界观是他的，一些桥段场景设置也需要他的构想”。

　　在海南的酒店里，“天下霸唱”在窗户玻璃上描绘墓穴入口，美术出身的乌尔善则构想绘画，整块玻璃最终就像是概念图。陶昆打趣地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服务生都有点含糊了，问“你们不是盗墓的吧？”

　　作家参与自身作品改编，无论是从情景设置还是对后期电影营销都有不少带动作用。在陈友方看来，《万物生长》票房偏低的原因是没有把作者冯唐带入到电影营销中。

　　北京新影联责任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铁东将这种方式称作一种“开发流程”，跟创作本身已经没有太多关系，因为“网络小说在文学阶段培育了一批目标用户”。

　　“这对资本来说更安全更便捷。”周铁东说，“资本是挣钱来的，没那么多耐心，有专业编剧做提升的话，电影本身就不会变成垃圾了。”

　　情绪还是故事

　　《万物生长》的制片人方励与周铁东对于IP的看法一致，他表示：“我对IP不感兴趣，IP跟电影没有半毛钱关系，跟怎么卖东西有关系。”

　　陈友方回忆，他曾在昆仑饭店特意找过方励，希望合作。方励对此并不“感冒”，他希望做自己的东西。

　　归根结底，这是两种思维的碰撞。

　　传统导演、编剧大多是“作品思维”，需要专业编剧提供好故事，认为这才是电影的关键。

　　新入局者则是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思维”，好故事的思路被另外的东西代替了：它可以是有共鸣的情绪，可以是关于一首歌的集体记忆。

　　很多人都认为，《小时代》重新定义了电影类型，证明电影能否调动观众的情绪比故事更重要。

　　“就拿《何以笙箫默》来说，两个月的拍摄周期，从商业角度讲无疑是成功的。”陈友方说，电影的风口与方向已经变了。

　　可IP与制作毕竟还是两回事。

　　有一次，陶昆见到《何以笙箫默》的制片人黄斌，直率地说，《何以笙箫默》卖少了。

　　多位受访者也认为，按照首日排片，《何以笙箫默》的票房应该超过5亿元，但最终票房不足4亿元。

　　周铁东表示，烂片都可以有好票房，如果细细打磨的话就会有更好的效果。

　　但现实问题是，中国的职业编剧们并没有写出有足够说服力的作品。程武最近在一个论坛上感叹，“现在有很多好本子（指IP），但我们找不到编剧。”

　　“传统的编剧有才华的很少，许多小说作者的观念想法比编剧更有想象力。”陈友方的评价直接了当，“很多编剧5年内写不出作品，就真的写不出来了。”

　　除了编剧能力，制作水准也依然低下。

　　一位不愿具名的采访对象同样认识黄斌，有次问黄斌：“为什么下雪的镜头不用真雪？”

　　一种看法是，国内影视行业的制作能力驾驭不了一些优秀原创作品，因此，IP受众群体的广泛度可以弥补制作能力的缺失。

　　但是陶昆并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最关键的是市场热度使然。

　　故事讲给资本听

　　从时间成本上看，花钱买一个小说文本比等编剧写一个剧本更有效，而时间是可以变现的。

　　“资本的进入再造了行业规则。”陶昆说，过去的方式是买故事之前，要想好怎么拍、定好演员、做好铺排。现在太快了，“等你想好了，这些东西都被别人拿走了。”

　　资本的皮鞭抽打着市场在狂奔，走向何处却是未知。

　　“说实话，很多东西拿过来之后不知道怎么做，只是先拿过来。”陶昆开玩笑说，“想的过程中需要对资本负责，所以现在会有这么多发布会，也算一种交代。”

　　陶昆喜欢把电影市场比为菜市场，“之前一直在郊区，完全是个小圈子，现在有看风水的人说，这个菜市场能挣钱，于是大家都往这边跑。”

　　“这其实是好事，让人赚到钱才算是市场。”陶昆认为，至于过程中出现虚高等问题，只要相对良性、有人埋单就可以了。

　　“就是制造概念，忽悠，挂羊头卖狗肉。”周铁东却对到处谈论IP的现象有强烈的厌恶，他断言这个词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唾弃。

　　陶昆则坚持：“一个产品能不能被称为IP，应该交给观众去定义，我们自己说了不算。”

　　其实从业人员都明白，从一部小说到改编为电影需要漫长的过程，但资本对此并不关心。

　　陶昆说，在资本市场讲故事是要有说法的，IP就是随着电影市场高涨应运而生的概念，“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也不需要百度，他们就能听得懂。”

　　“说白了，就像在银行存钱，把钱给我，我保证钱还给你，还会给你利息。”陶昆这样比喻。

　　(本刊特约撰稿张丛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首歌如何成为一部电影

　　“我们有个投资人，没看剧本、演员，只是听了一遍这个歌，说想到了失联的同学，就想做这个投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覃柳笛 特约撰稿康莹 李艳/北京报道

　　2015年5月20日，在这个被称为“网络情人节”的日子里，根据“水木年华”同名歌曲改编的电影《一生有你》宣布与婚恋网站“百合网”深度合作。该片将由原歌曲的创作者卢庚戌执导。

　　此前两天，乐视影业刚刚宣布与音乐人高晓松达成协议，计划将高晓松的音乐品牌向电影化方向推广。双方合作的第一个歌曲IP——《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已经启动。

　　自《同桌的你》获得巨大票房成功后，一大波歌曲改编电影都纷纷立项。由何炅跨界执导的《栀子花开2015》将在2015年7月10日上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你的背包》《她来听我的演唱会》《爱之初体验》《小苹果》《小情歌》《三年二班》《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未来不是梦》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歌曲名字，已经接二连三出现在广电总局的拍摄公示栏内。

　　继网络文学改编电影的热潮之后，乐视影业CEO张昭放言：“音乐IP就是大金矿。”

　　一个字值1亿元

　　“片名对于电影来说太重要了。比如‘同桌的你’，一个字就值1亿元！”卢庚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歌曲《一生有你》最初叫《收藏青春》，后来换成《相信爱情》，再后来变成《一生有我》，最后唱片公司在发行时更名为《一生有你》。

　　“要真叫其他名，这歌就瞎了。”卢庚戌认为，“这是一个有没有注重受众群的问题，唱给自己的歌别人为什么要听？”

　　卢庚戌所说的“一个字值1亿元”的《同桌的你》，从某种程度上算是音乐IP热的源头。

　　2014年《同桌的你》上映，这个从一首校园民谣发酵而成的电影，以不到3000万元的投资，获得了4.55亿元的票房。“那时IP这个词还没有流行。”该片制片人杜扬对本刊记者说。

　　卢庚戌说，这个片子“票房火了不到半个月”，就陆续有好几个人找到他，希望改编《一生有你》，并请他本人担任导演。

　　他并没有动心。在此之前，他的电影处女作《怒放之青春再见》经历了票房失败，浇灭了他对电影的热情。

　　直到张文伯找到他。这个曾成功操盘过《失恋33天》《匆匆那年》等卖座青春爱情片的电影营销高手开门见山地说：“目前最好的音乐IP就是《一生有你》。”

　　张文伯对卢庚戌举例：之前成功的3部青春爱情片，《致青春》票房7.18亿元，《匆匆那年》票房5.84亿元，《同桌的你》4.55亿元，利润均超过200%。

　　它们的共有元素就是青春、爱情和怀旧，均有强IP支撑，将小说和音乐的粉丝转换为电影观众。《一生有你》也同时具备上述案例的特点。

　　在杜扬看来，IP的知名度能为一个电影项目的运作提供捷径，“如果已经有品牌，从商业上当然会省力很多，包括宣传上的便利。”

　　《栀子花开》的总策划彭宇就对《瞭望东方周刊》感慨：“我们有个投资人，没看剧本、演员，只是听了一遍这个歌，说想到了失联的同学，就想做这个投资。”

　　“这就是音乐的奇妙之处，是音乐IP和图书IP不同的地方。图书是文字，你期待形象的展现，音乐是萦绕在你内心里的，只要把它做出来，都会激起大家心底的涟漪。”张昭对《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信心来源于此。

　　2015年初的某日，张昭在洛杉矶。那天晚上风很大，但他还是特意从家中出来，开了很久的车去拜访高晓松——因为IP热，这位跨界文人的品牌价值被重估。

　　张昭坐在高晓松家门外的海边，手边点了一排蜡烛，在烛光摇曳中，两人促膝长谈。因为有很深的校园情结，话题自然就聊到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这个互联网+时代的电影操盘手马上意识到，眼前的这位音乐家是自己进军“校园、青春、音乐领域可以选择的最好的合作伙伴”。

　　绕不过去的青春片

　　当然，在片方眼中，并非所有的音乐IP都具有改编成大电影的条件。

　　比如张学友的经典粤语歌《饿狼传说》，卢庚戌就断言：“这个名字不会起到IP的作用。” 判断的依据是“直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杜扬那里找到了对“直觉”的具体分析：“《同桌的你》歌名就是有故事的，让人一望便知是有关校园的青春题材，不管哪个年龄段的观众，只要有过校园生活，必定都有一个‘同桌的你’。”——相比之下，“饿狼传说”似乎更像是一部动物片的片名。

　　当然，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就是目前大热的青春片。这些音乐天然与青春和爱情有很强的勾连，赶上这波青春片热潮，时机刚刚好。

　　“现在就是顺势而为，站在风口上，就吹起来了。”卢庚戌说。

　　彭宇甚至表露出这样的自信：“《栀子花开》IP价值多少？青春价值多少，它就价值多少！”

　　杜扬认为，一首歌曲“传唱度”越高，改编成功的几率越大。

　　如何评估歌曲传唱度？依靠直觉可不行，卢庚戌补充说还需要“调研加理性分析”。

　　比如找1000个大学生，拿着片名《饿狼传说》和《光阴的故事》，问他们想看哪个。

　　《同桌的你》和《栀子花开》调研时发现：大学的毕业晚会上，90后们会集体高歌《同桌的你》和《栀子花开》。

　　究其原因，张昭认为：“这是在用跨代的方式传导情绪，向40岁的人讲20岁的故事，向20岁的人讲40岁的故事。音乐作为文化或者艺术的灵魂，是一个非常好的准入方式。”

　　大数据成投资行动指南

　　2014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一生有你》大电影暨同名IP的启动仪式上，张文伯展示了一组大数据：“在搜索指数、各大音乐平台的播放量、微博话题提及量，以及线上KTV等各项指数上，《一生有你》都不逊于《同桌的你》，甚至有的数据比《同桌的你》还要好。”

　　根据百度搜索受众关注度：《同桌的你》是580万，《一生有你》是526万；新浪微博《同桌的你》2550万，《一生有你》2450万；虾米音乐网站《同桌的你》1072万，《一生有你》1406万。

　　尽管卢庚戌承认“大数据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不具有决定性”，但张文伯展示的大数据让他信心重燃。

　　何炅就是栀子花

　　获得了满意的音乐IP，只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关键还在于改编。

　　一首流行歌曲的长度不过三四分钟，一部常规电影的长度却需要90分钟。

　　杜扬的解释是：“如果是小说，那么它的故事结构和人物都是现成的，但如果只是一首歌，歌词讲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故事，人物和故事都必须重新搭建。”

　　“准确来说，这已经不叫改编了，其实就是将歌曲的情绪传达到电影里。”杜扬所谓的“情绪”，集中体现在这两句表达怅惘和怀恋的歌词：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了嫁衣。

　　《栀子花开》改编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作为总策划，彭宇先找来几组朋友，给他们布置“命题作文”。除去《栀子花开》这个名字，他们心里对故事整体有一个基调和朦胧的感觉，就围绕着“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这个核心大做文章。

　　从上交的4个初稿剧本、不同的风格路数中，剔除掉他认为“常规的怀旧”版，最后保留“正青春”的风格：因为他们要一个“充满激情的、鲜活明亮的青春故事”。

　　片方也提到认准个人品牌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何炅最终成为《栀子花开》的导演。

　　彭宇说：“一提到这首歌，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何炅，可以说何炅就是栀子花，栀子花就是何炅。”

　　“找谁来拍，关键看他和项目的精神气质是否契合。IP持有人是最好的表达者。就算是请好莱坞大导演，没听过这首歌就没有契合度。比如《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已经打上了高晓松的烙印。”彭宇说。

　　心中根本没有那条“界线”

　　卢庚戌曾是清华大学的“学霸”：本学建筑，后来搞起了音乐，如今又开始尝试做导演，“我对跨界还是存着敬畏之心。”他说。

　　2010年起，卢庚戌自学做导演。“先买了《怎样做导演》，后来意识到首先要会写剧本，又买了一本怎样写剧本的书。理科生就是这样边看边学。另外，导演的很多工作是沟通协调，要把摄影、美术等部门团结在一起，这就需要他不单是一个艺术家。我在这方面也受过训练，当导演就顺理成章地过来了。”

　　彭宇说：“《栀子花开》是‘三跨’项目，跨行导演、跨国拍摄、跨年制作。剧组尽量避免的我们都跨了。”作为知名电视主持人，这也是他“第一次从头至尾深度参与一个电影项目”。

　　但他说：“我心里根本就没有那条界线。”

　　何炅首执导筒，第一场戏也“出奇地顺利”。那是在泰国拍的200多人的大场面，全场只见一个瘦小的身影在人群中“嗖嗖”地穿梭，整场戏竟然一天就拍下来了。

　　彭宇称自己“身上带着电视的基因，骨子里透着湖南人精神”，做电影也借鉴了电视节目的制作经验。

　　一个是“宣传前置”，“剧本还没有完善就开始宣传”；再一个是“互动”，号称“青春互动电影”的《栀子花开》，“把主角取名字的权力交给观众”。

　　消息一经公布，两天后他竟然收到了40万个名字，他笑称都可以出一本书，叫“八零后爸爸妈妈怎么给孩子取名字”。

　　萝卜快了也要洗泥

　　第一次听到IP这个词，卢庚戌有些发懵，立马动手搜索了一下，才知道是知识产权的缩写。他很快有了自己的理解：“这样说还不准确，现在其实不只讲内容开发，而是围绕着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品牌，做全产业链的价值开发。”

　　多位受访者都向本刊记者提出了产品经理人的概念。

　　杜扬说，产品经理人对综合素质要求很高，懂金融、市场、宣发、商务，懂电影本体和艺术创作，不是某个行业的尖子，但却是一个杂家，并且清楚现在做的事情最大的营收、风险在哪里，如何规避风险创造最大性价比。

　　在彭宇看来，IP运营需要专业产品经理人。他们会精准地把以前的观众变成用户，将用户体验拓展到电影院以外的空间，关注产品前后期用户参与的空间，并推出配套产品（如游戏）提升体验，在电影结束后也有配套产品的研发。

　　那些业已备案或即将上映的歌曲改编电影，都能复制《同桌的你》的成功吗？

　　“萝卜快了不洗泥”，杜扬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到了这样一句俗语。

　　电影犹如摆在市场上的萝卜，一旦市场红火了，萝卜卖得快了，不洗泥也有人买，这时商家就不再注重对萝卜进行细致清洗，并忽视其内在质量。

　　彭宇说：“现在把IP炒得很热，很多人购买，我想问的是，你究竟是爱它，还是只爱它产生的商业价值。如果想让它带来更大的商业价值，首先请爱它。”

　　在《栀子花开2015》的第一次策划会上，彭宇在黑板上信心满满地画下一片蓝图，电影只是这个IP的一朵花，还会衍生出舞台剧、图书和游戏，可以说这就是他精心策划的一大片栀子花园。

　　IP这事，好莱坞怎么做

　　在接触中国编剧之后，韩薇就理解了小说作家纷纷转型成为编剧的原因，

　　“中国编剧没有生产出足够令人信服的作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海博/北京报道

　　“一个连外国人都不用的简写概念最近却在中国火了。”北京新影联总经理周铁东感到好气又好笑。

　　这个简写就是“IP”(Intellectual Property),直译为“知识产权”。

　　周铁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文学改编为电影是好莱坞“玩剩下的”，现在却被莫名其妙地炒热了。

　　好莱坞制片公司Bliss Media CEO韩薇来中国呆了几年后，对此也已慢慢适应。她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电影市场太热了，每年都会出现热词。

　　“一个有市场接受度的文化产品才能称之为IP，但现在被滥用了。”她说。

　　好莱坞故事的三大来源

　　韩薇发现，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谈论IP。但她很疑惑，还没有做出产品来怎么能称得上IP？

　　她认为，IP一定是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哈利·波特、星球大战。

　　她对很多网络小说改编持怀疑态度，因为那些作品真实的受众群体并不明显，是“无聊的时候才会看的”。

　　但是当影视行业迅速升温，需要内容提供商开发出更多的作品，基于被熟知的内容而改编，自然成为最稳妥、最保险的方式，因而受到资本青睐。

　　周铁东认为这是行业普遍现象，“IP改编与原创能力低并没有直接关系”，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环境里，这是常见的事情。

　　周铁东介绍，好莱坞的故事来源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根据名著、畅销小说改编，包括《指环王》《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等。第二个源头就是某个制片人或者导演，心里有一个创意，去找编剧，或者自己写一个梗概。第三个源头才是原创剧本，也叫“投机剧本”。投机剧本是指作者写完之后，放入市场待价而沽，这样的剧本要真正被做成电影项目，几率并不高，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根据美国知名编剧罗伯特·麦基统计，美国作家协会每年登记的剧本是35万个，再加上漂在协会体制外的剧本，总量约有120万个，可每年电影产量才600多部。

　　《娱乐产业经济学》里披露过一个数据，美国电影产业每年浪费在选定剧本上的钱超过5亿美元。由此可以想见剧本的成活率。

　　电影产业专家史蒂芬·弗勒斯对每年好莱坞票房前100名电影的研究显示，2004年至2013年的10年间，有8年改编剧本电影的数量超过原创剧本电影。

　　不过，单就数量而言，美国电影的主体还是由原创剧本支撑，但因其小众本质，市场回报仅占市场份额的5%，非原创的、开发定制的大众剧本则占市场份额的95%。

　　作家为什么转型做编剧

　　韩薇的朋友购买了著名诗人海子的一首诗，准备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做电影的片名，韩薇问：“剧本呢？”

　　回答是：“先不管剧本，这个名字就足够有人看。”

　　这几乎颠覆了韩薇对于电影的认知，“版权与编剧是两回事，不是说买了版权就能拍电影的。”

　　她最新制作的电影《日月人鱼》也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取材自美国星云奖同名获奖作品。

　　“电影人最忌讳的一点就是让作者做编剧。”韩薇强调，她绝对不会让小说作者参与剧本创作，在她看来这完全是两个行当。

　　“作者变成编剧的感觉就好像是一部游戏改编自一部小说，但是小说作者去做游戏去了。”韩薇相信，应该由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日月人鱼》合同签订完成，意味着作者把改编权交给了制作方，“我具体怎么做不会跟作者有任何沟通，当然作者也不会说什么。”

　　总之，她不希望作者参与，因为这样会对编剧有影响。但是，在接触中国编剧之后，韩薇就理解了小说作家纷纷转型为编剧的原因，“中国编剧没有生产出足够让人信服的作品。”

　　韩薇说，“编剧能力没有让一个作品更进一步。”“更进一步”在她看来就是真正的编剧能力，能够给作品赋予新的意义。

　　没有说服力的后果就是更多文字行业的人进入编剧领域。当然，这可能再一次稀释了整体水准。

　　“中国编剧的剧本更注重文学性，而美国编剧的剧本是实用性。”韩薇举例，比如女孩想男朋友的场景，中国编剧会写在车里女孩想起了她的男朋友，美国编剧会写在车里女孩看看身边的副驾驶，趴在了方向盘上。

　　“太多内心戏，就没法拍了，要有表现动作。”韩薇说。

　　炒作只是一种掩饰

　　编剧问题可能只是制作能力不足的表现之一。

　　韩薇介绍说，在好莱坞拍戏，一天只需要拿着几页纸的剧本，每一页时长一分钟。每个工种看到剧本之后，就会基本明白具体的走位。

　　她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人才积淀不够，“新产业爆炸式增长，但产业中的人大多还没有经验。”

　　中国的现实是，当大量新的影视公司进入行业时发现，老牌电影公司的实力并不比自己强多少，何不干脆自己做呢？

　　事实上，影视公司的项目多数外包给制作团队，徐克可以给博纳拍，也可以给乐视拍。新兴公司就会想：徐克也可以给我们拍。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兵就是人才，人最重要。”韩薇感觉，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正处在一个诸侯纷争的时期，“内容有很大的议价能力，有时候一个项目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

　　当然，正如周铁东所言，这是原始积累期不得不经历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炒作IP只是一种掩饰。

　　在好莱坞，电影细分类型明显，动作片导演、剧情片导演划分细致，分工往往意味着专业化程度高。

　　但韩薇在中国的感受是，这些环节并不健全，中国电影还远未称得上“工业化”。

　　“IP再好，剧本是烂的，制作是烂的，有什么用呢？”但她也明白，“如果能把IP开发好，那将是不得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