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交流稳固新型大国关系

　　“民相亲”的韧性与能量

　　在中美关系中，人文交流既是“探路者”，也是“铺路者”

　　文/程瑛

　　“细水长流”，“播一颗种子”——谈到中美人文交流，很多参与者都会使用这样的比喻。

　　中美关系已近不惑之年，但焦虑、怀疑、隔阂仍难一时扫清，“修昔底德陷阱”如同一个弥漫猜忌的黑洞。流水之势、种子之力，是否足够？是否来得及？

　　用外交专家傅莹的比喻，美国正“像一只冲进瓷器店的鹰”，强力介入南海问题。而此时，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与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步启幕，中国将有两位副总理、一位国务委员出现在华盛顿。

　　在中美人文交流机制的创立者、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看来，人文交流使两国关系“更具韧性、更富活力，得以经受住种种考验”。

　　尽管高层磋商机制仅建立6载，但两国“人与人、面对面”的人文交流已持续有年——从乒乓外交到姚明、马布里，从飞虎队空战到埃博拉防疫，从“鼓岭故事”到邓小平头上的牛仔草帽……很多参与者都说，中美民间交流没有隔阂，甚至可以说一拍即合。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方机制协调人、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说，几年来美方协调人、副国务卿换了三任，但都同样积极努力。

　　人文交流已经与战略合作、经贸互利一起，被视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支柱。很多大企业都主动参与其中，人员交流的增速超乎想象。

　　中美相加，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每天都有1.7万人在两国城市之间飞行。利益如此深度交融，双方关系正处在“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关键时刻。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体现了中美双方决心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的政治担当。

　　越是关键时刻，“民相亲”产生的韧性和定力就越发深厚持久，如同滴水终将穿石，如同种子必须发芽。

　　在刘延东看来，在中美关系中，人文交流既是“探路者”，也是“铺路者”。

　　中美人文交流机制的美方创立者、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曾说，要寻找一个古老问题的新答案，书写一个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相遇时，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未来。

　　再过三个月，发现了“鼓岭故事”、与马斯卡廷小镇居民友情深厚的习近平，将展开就任国家主席以来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人文暖场，故事还将继续。

　　人文交流：大国软力量

　　中美人文交流为中美之间目标具体、不乏争论的“硬话题”，增加了悠长、宽厚而柔软的人文背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 芦垚 姚玮洁 徐颖/北京报道

　　2015年6月19日，美国匹兹堡，第二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将在此启动。

　　这座城市曾是美国赫赫有名的“钢都”，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钢铁工业大萧条时期，从重工业城市转型为科技创新城市。城市地标从炼钢厂变为卡内基－梅隆大学、匹兹堡大学，曾经的灰色天空不再，如今它是“美国最清洁的城市”。

　　此前一天，是美国“国家制造日”（National Day of Making）。一年前，白宫在这一天邀集100名创客举行了“创客嘉年华”。

　　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一、第二的两个国家，都将“万众创新”视为潜能无限的发展动力。

　　这届以“共创未来”为主题的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似乎可被视作序曲——4天后，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将与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袂，在华盛顿开幕。

　　作为中美人文交流机制的创立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将第六次出现在高层磋商会议现场。此次美国之行，她还将到休斯敦火箭队主场，看望在美参加篮球培训的清华附中学生运动员；出席中美大学校长论坛、中美妇女领导者交流与对话会、中美埃博拉及全球卫生安全研讨会；与即将藉由“知行中国”项目深度接触中国的美方青年领袖代表晤谈。

　　在华盛顿，刘延东还将出席以“正义与和平”为主题的中美二战合作图片展——她曾在2011年赠给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一张照片，内容是上世纪40年代她父亲刘瑞龙所在的部队营救美国飞虎队员的往事。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中美人文交流的一部分。自2014年起，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步举行，为目标具体、不乏争论的“硬话题”，增加了悠长、宽厚而柔软的人文背景。

　　再过3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展开他就任以来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涉及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妇女和青年等多个领域，成果已达数百项的人文交流，无疑是颇具温度的“暖场”。

　　

　　人与人、面对面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英文是China-U.S. High-Level Consultation 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方机制协调人、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核心就是people to peole——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沟通。

　　刘延东曾就中美人文交流的渊源发表讲话，追溯至230年前从纽约港驶入珠江的“中国皇后”号商船。她还历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并肩战斗，40年前的“乒乓外交”，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时，在西蒙顿小镇竞技场戴上牛仔帽的瞬间，以及30年前时任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艾奥瓦州小镇居民家中住过的两晚。

　　这位爱好体育的副总理，还特别提到了来自纽约、效力于北京男篮的NBA明星马布里。2012年3月30日，北京男篮赢得CBA总决赛冠军，马布里居功至伟。刘延东说：“观看那场比赛的中国电视观众超过8000万，我也是其中一员。”

　　她说，马布里实现了自己的“北京梦”，拥有上千万中国粉丝，还在中国有了自己的球鞋品牌。“马布里的‘北京故事’和姚明的‘美国故事’告诉我们，人文交流能够跨越文化的差异和社会制度的隔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中美人文交流成为机制，始自2009 年春天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访美时的郑重倡议，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回应积极。两国很快达成共识，并写入《中美联合声明》。

　　自2010年起，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连绵不断，至今已是第六轮。从首轮磋商的13项成果，到2014年第五轮磋商的104项成果，5年共落实成果近200项。

　　引人注目的首先是青年学生交流，中方有“三个一万”项目，美方则推出“十万人留学中国计划”，并设“十万强基金”提供保障。

　　希拉里·克林顿曾说，她把送更多的美国学生到中国作为优先考虑，这些人文项目有能力影响美国和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没有其他机制可以媲美。

　　而科技、公共卫生、文化、青年和妇女方面的交流合作，也都有了更高的机制化平台。

　　这被视作中美关系史上的创新之举——把散落各处的人文交流聚拢整合，突出其民间对民间、文化对文化的意义，拧成新型大国关系中独具韧性的纽带。

　　在自传《艰难的抉择》中，希拉里·克林顿回忆2012年在北京出席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听中美两国学生讲述留学感受时的心情：在盛大的外交排场之中，一个真实的人性瞬间会豁然而出并提醒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到了我们所做的被一些批评家称为外交‘更软’一面的努力：教育交流、文化之旅以及科学协作。”

　　

　　中美创客相对论

　　在第二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于匹兹堡启动之前两周，在中国东部的上海和西部的成都，48小时的创客马拉松已经用“极限烧脑”的方式，筛选未来可能代表中国创客去美国交流比赛的年轻人。

　　由中国教育部联合清华大学、英特尔公司举办的第二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是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主要活动，计划通过联合中美的创客空间、众创平台、创新孵化器及创投机构，共同发掘、培育优秀的创客团队和项目。

　　未来5个月内，中美两国的创客有足够的交流机会。

　　美国的创客运动，被视作“制造业的群众文艺复兴”，在金融危机之后颇受白宫青睐，从带有技术颠覆色彩的“极客”活动，被期待成为“制造业回归”的助推器。

　　中国的创客虽然刚刚起步，却因“世界工厂”的产业技术基础而被高度关注。李克强总理走进创客空间，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使创客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风向标。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企业事务部总经理朱文利说，2014年春天教育部国际司曾找几家外企咨询，希望为青年人设计一个大活动，举办创客大赛的想法由此碰撞而生。

　　此前运行多年的英特尔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曾经发现和培养了不少中国著名创客，包括以无人机闻名全球的深圳大疆公司的一位创始人，以及深圳柴火空间的创始人潘昊。

　　朱文利说，今年的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将引导创客们关注社区、教育、环保、健康、能源、交通等可持续发展领域，希望通过技术和创新方案解决问题。

　　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英特尔一直在中国探索并推动创客运动。今年4月启动了“英特尔众创空间加速器”计划，将在多个城市建立“联合众创空间”，并向大学生倾斜。

　　智能终端正将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技术时代，创客被包括英特尔在内的科技巨头视为这个新时代的探路者之一。

　　“能把智能硬件和网络的云端服务大规模整合起来的，目前只有中国和美国。现在大家都在谈云计算，但全世界只有两片云，一片是中国，一片是美国。”杨旭说。为此，英特尔近年来在中国大手笔地投入，创客即是其中之一。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组委会秘书长、教育部国际司处长陈大立告诉本刊记者，美国是创新大国，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搭建平台为两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大学生切磋交流，给中美人文交流注入了新内涵。

　　在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看来，与美国创客的“离经叛道” “颠覆性创新”相比，中国创客的同质性较强，“大家都做四旋翼无人机”。在创新中，“0到1少，1到1.5多。”

　　他曾观察中美年轻人在创新中的不同表现——中国人更关注细节，制作精细；美国人虽然活儿糙，但偏重概念的新鲜与“疯狂”，少雕琢，有故事。

　　他说，中国的创新人群容易扎堆，大学生一个圈子，校友一个圈子；而美国常常是学生、工程师各色人等混在一起、互相激发。

　　“大家都在探讨，波士顿128公路沿线的衰落和硅谷的兴起，后者显然有更强的文化多元性、异质性。”杨斌对本刊记者说。

　　对于创客，他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很少抱怨，不等靠要，积极改变，这都是创客文化，比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外界因素的心态要好得多。”

　　在杨斌看来，大学生创业不应是机会创业、生存创业，而应是科技型创业。其主旨不在于缓解就业压力，与科技相结合的领先性创业才可持续。

　　“要训练他们对某个领域向纵深钻研的兴趣，不宜过多过早聆听市场的声音，反而应有一些‘理想国’的精神。”他说。

　　为了正义与和平

　　以华盛顿为首站，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的中美二战合作图片展，将在年内巡展美国多个城市。

　　这个主题为“正义与和平”的展览，旨在纪念70多年前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的浴血合作。

　　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所在的部队，曾在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冒险营救美军飞行员。全国友协会长李小林的父亲、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也曾在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多次营救美军飞行员。他救过的一名飞虎队员格伦·本尼达中尉，十年前还曾重返湖北监利，参观了沉没于水塘中的他昔日驾驶的战斗机。去世后，他的部分骨灰葬于湖北红安的李先念纪念馆。

　　刘延东对于这段父辈的传奇非常珍惜。2011年访美期间，她曾出席全国友协创作的纪录片《飞虎情缘》首映式，今年3月又出席了“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开园仪式，并会见美国飞虎队老队员等代表。

　　全国友协美大部主任张和强告诉本刊记者，本尼达的孙子说，中国人当时把美国援华人员看成是英雄。祖父的战机被日本人击落以后，中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解救出来，这些中国人也是英雄。“在中国，有200多名美军人员被中国老百姓营救。”

　　据张和强介绍，这个展览共分为四部分：中美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英雄、中美军民情、向友谊致敬，一共23块展板。

　　他说，这个展览的主旨在于，表明中国人不会忘记二战时得到的帮助，同时也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这段历史。

　　2014年对外友协举办过一个图片展，主题是“向友谊致敬”，展示了上世纪40年代中印缅边境一些美国士兵和中国百姓互动的老照片。

　　张和强说，今年的主题最初是“为了和平”，后来加上了正义，“一则说明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是正义的，二则强调未来的中美关系要基于正义和道义的基础之上。”

　　由于面向美国公众，因此展览既注重史实，更突出友谊与合作。“要通过一次展览讲清楚这段历史不太容易，单是时间问题就很复杂，1937年中国全国抗战爆发，而美国直到1941年才参加二战，但飞虎队1937年就来华了。”张和强说，展览不说教，而是通过照片展示真实的人和事。

　　他介绍说，全国友协注重推动地方政府的交流，1979年中美建交后即开始和美国建立友好城市，2011年开始举办中美省州长论坛，2014年中美友好城市大会首次举行。

　　“我们每年接待多位州长、市长等来访，创造机会，让美国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了解中国。”张和强说，全国友协还会帮助嫁接中美双方的商业机会，“当大家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就不分你我了。”

　　他认为，老百姓互有好感很重要，“全国友协所做的民间外交，就是人与人的交往。”

　　　　

　　文化就是这样

　　2015年初的香奈儿[微博]春季时装展示上，一件五颜六色的拼布长衫，吸引了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美大处处长陈春梅的注意，她联想到一位朝鲜族拼布大师金媛善的作品。

　　受文化部派遣，包括金媛善在内的108位中国民俗艺术家，参加了2014年6月至7月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史密森民俗节中国主题活动。

　　史密森民俗节中国主题活动持续两周，中国手工艺者们教当地民众剪纸、放风筝、打太极、唱民歌。

　　据史密森学会统计，这项活动直接参与者达100万人，经由媒体传播，估计在美辐射超过4000万人。

　　这次活动正是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下展开的。

　　“选择民俗艺术家时，我们不只看手艺，还要看他会不会交流，有没有亲和力。”陈春梅说。

　　她曾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常驻多年，感触最深的一点是：“文化艺术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切障碍。当中国优秀文化呈现在外国观众面前，当人们怀着敬意起立鼓掌，那是最让人从心底感到骄傲的时刻。”

　　1999年，中美关系遭遇困难。当时，包括三星堆文物在内的很多中国珍贵文物已运送至美，策划多年的西雅图“千古遗珍：中国四川省古代文物精品展”即将开展。

　　当时主办方曾担忧出席开幕式嘉宾的人数，但是最终，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包括波音公司[微博]、微软[微博]公司总裁在内的政商文化界人士数百人到场，场面盛大。

　　“看到中国文物时，美国人非常震撼。那一刻，感觉整个氛围都有了变化。”陈春梅说，“文化就是这样，能在两国关系的艰难时刻发挥特殊作用。”

　　文化交流也可以纠正偏见。文化部与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连续四年举办了中美文化论坛，在去年那场名为“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现”的学术研讨会之前，美国学者一直认为，中国在引进西方书籍方面有诸多限制。

　　通过论坛他们才知道，中国人翻译的国外著作数量，远远超过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肯定第一时间翻译，数量和水准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

　　由于美国没有统一管理文化事业的政府机构，所以中国文化部只能同美国各类文化机构开展多层面的合作。

　　“在联邦层面，我们会和联邦资助的机构合作，比如史密森学会、肯尼迪艺术中心、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陈春梅说。

　　文化部也会与有影响的私人文化机构合作，比如林肯中心、大都会博物馆。

　　“我们会争取和这些机构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有机制才会定期去做，而不是想起一出是一出。”陈春梅说。

　　她告诉本刊记者，到美国演出的大部分短期巡演艺术团体，因场租、差旅费、宣传费成本高昂，整体看来并不盈利。

　　比如，2015年中央芭蕾舞团将应邀参加林肯中心的7月艺术节，林肯中心负责接待、宣传，也会给演出费，但这些不可能抵消包括旅费在内的所有支出。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雅艺术团组出国巡演，不以盈利为目的，更多为了传播推广本国文化，树立国家形象，所以这类活动都会得到政府和企业的赞助。”她说。

　　在美国，很多艺术团组，比如芝加哥交响艺术团、美国芭蕾舞团都有公共关系部和赞助部，中国的艺术团组则较少有这样的安排。大多数中国艺术家在国外知名度尚不够，对国外的演出市场和营销规则不甚熟悉，还不太适应国外的竞争。

　　陈春梅认为，美方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和愿望很强烈。“我们急需一大批有能力走出去的艺术家、团组和文化创意产业公司参与进来。”

　　这种情况下，走出去的演出活动寻求与美国相关机构合作，依托他们的宣传平台和营销渠道，也显示出其重要性。

　　她觉得比较有效的方式，是从2007年起邀请外国艺术机构的负责人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让他们到中国各地走一走，看看表演艺术团组、博物馆，并向他们推荐希望到国外演出的剧目和展演的作品。”

　　“文化交流本质就是做人的工作，要达到心灵相通，通过艺术让人产生共鸣。”她说。

　　这位长期从事文化交流的官员认为，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文化交流，在美国人心里播下一粒种子。美国有许多汉学家，往往是因为某个契机接触到中国文化，引发了兴趣，最后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播种子，不能急功近利，要尊重规律，找对土壤气候。不能想当然。”她说。

　　（本刊特约撰稿王斯璇对此文亦有贡献）

　　让未来领袖更早相遇

　　美国青理会访华团员中，有联邦级别官员25人，州一级官员110人，占访华团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 山旭/北京报道

　　美国官员突然提问：“Facebook为什么在中国不能用？”作为中美青年思想者论坛的组织者，全国青联国际部项目官员周际丝毫没有惊讶和紧张。

　　“做这个项目时间长了，有经验。而且这不是官方会见，有观点就要坦诚地亮出来，这样双方都有实实在在的收获。”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论坛是美国青理会来华的活动之一。6月第一周，周际送走了他陪同过的第三个美国青理会代表团。这也是青理会访华38年历史上的第34个代表团。

　　美国青理会全称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这个推动国际青年政治交流的半官方组织成立于1966年，现由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负责联系、资助。1977年，美国青理会首次派团访华，以半官方身份开启破冰之旅，为中美两年后正式建交投石问路、铺垫气氛。

　　与官方外交不同，这个项目侧重于中美双方潜在领袖的相互交流和人脉培养。

　　“美国和我们的出发点，都是把它当作教育项目来做，参加者是处于职业中期的有发展潜力的青年。这些人未来可能要处理中美关系，要承担更多责任。”全国青联副秘书长董霞告诉本刊记者。

　　　　　　

　　怎样找到未来领袖

　　美剧《纸牌屋》中的弗兰克·安德伍德，让不少中国人熟知了“党鞭”这一美国政党党内角色。2010年，46岁的凯文·麦卡锡成为共和党的“弗兰克·安德伍德”。4年后，他升任众院多数党领袖，是仅次于议长博纳的二号人物。

　　而20年前，凯文·麦卡锡随美国青理会访问团来华时，身份是加州共和党青年联盟主席，还算不上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美国青理会访华团员中，可能还会有更多像凯文·麦卡锡这样的未来美国政治领袖。

　　根据2014年11月美大选后的最新情况统计，美国青理会历年所有访华团员中，现有联邦级别官员25人，包括内阁部长1人、国会领袖1人、国会议员17人、大使6人。州一级官员就更多了，共有110人，占访华团员总数358人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州议员有100人。

　　这个人群，无疑是中美青年人脉工程的重中之重，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影响不难想见，因此培养其对中国的了解与好感，关系重大。

　　这从青理会访华团前团员们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

　　例如，1977届的萨拉·韦丁顿曾任卡特政府时期的白宫总统助理，是卡特政府中唯一访问过中国的白宫官员，她为推动中美建交发挥了积极作用；1979届的乔瑟弗·格兰德迈森曾任克林顿政府贸易发展署负责人，推动克林顿在总统任期结束前签署了对华有关贸易信贷协议；2006届的杰夫·布里洛夫不仅收养了一名中国儿童，还积极游说亚特兰大地方议会，推动中国在亚特兰大设立领事馆。

　　不过，这一项目并不只锁定美国政界，美方团员也来自经济、金融、律所、大学、智库、军队、非政府组织等多个领域。如时任杜克大学校长兼美青理会主席特里·桑弗德，曾任美和平队队长、联合国[微博]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的卡罗尔·贝拉米，友邦保险副总裁凯文·穆尔维等。

　　多元化，是当前中美人脉建设中的一个特点。

　　目前在中美民间文化教育的人员交流中，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项目是最高端之一。这个由美国推出、旨在推动世界各地未来领袖了解美国的项目，1997年正式在中国启动，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艾森豪威尔基金会合作，并共同设立选拔委员会。

　　“访美学者要深度接触美国，而在美国，最有竞争力、最活跃的人未必都在政府部门，所以艾森豪威尔基金会在为中国访问者选择交流对象时，也会非常多元，包括企业高管、银行高管，还有社会组织、公共部门的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美非部主任余有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针对疑虑和误解作安排

　　青理会代表团每次来访，除了北京，还要去两个省。

　　“前些年大多是去东部发达地区，近几年我们开始安排他们去一些西部落后地区。”董霞说，“要针对他们的疑虑点、误解点作安排。现在中国威胁论盛行，要让他们认识到，中国没那么发达，国情很复杂。我们还会向他们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文化，让他们认识到中国不具有侵略性。”

　　今年，访华团在北京之外到访上海和青海，本文开头所述的场景就是在青海发生的。

　　在全国青联组织的中美青年思想者论坛上，中方人员有当地青联委员、当地政府官员及经济界人士，以对应美方团员的身份，确保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有回应。

　　论坛不设主题，双方在互相介绍之后，直接进入问答环节，话题无禁区。

　　当美方团员提出有关中国对媒体和互联网的法律管理问题时，中方代表毫不回避。

　　“他们说，首先我们言论自由，公众的不满意见可以通过新媒体工具表达。其次，依法管理互联网也是出于国家信息安全的需要，而且你们所称的阿拉伯之春给我们警示，社会需要稳定。”周际说。

　　美方团员也亲身体会到了中国网络的发展。刚到中国，组织方就指导他们安装了微信，建立了微信群。“他们觉得很方便，说微信就是Facebook、twitter和whatsapp的结合体。”周际说。

　　在此次论坛中，教育话题占据了一多半时间。让参与者意外的是，中美双方同时展现出对本国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对对方教育体制的赞许甚至羡慕。

　　中方代表认为本国的应试教育太僵化，过于看重考试对命运的改变。而这恰恰成为美国人的羡慕之处——他们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很扎实。

　　“美国波音公司政府关系部主任说，美国出了一个虎妈，但还需要更多。”周际说，“交流反映出，中美往往忽视了各自教育体制的比较优势，同时也说明双方需要互相借鉴。”

　　　　

　　中方代表团成员渐趋多元

　　“我们的项目都是双向的，人文交流一定要互有往来。”董霞说。

　　在美国青理会首次派出访华团两年后，1979年，中方也开始派出访美代表团。中国多位领导人在青年时代都曾是访美团成员。

　　近年来，和美方一样，中方代表团成员也在多元化，企业界、媒体界人士比例增加。不过，官员仍是多数，他们大都是40岁以下的处级干部。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信息分析处处长赵军利是2010年的访美代表团团员。“交流内容特别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体育，还有家庭生活。”她说。

　　团员们在美国也感受到了不同地区的差异。“在东部华盛顿地区，企业家和学者对中国非常了解，很多人会讲流利的汉语。但在中部阿肯色州和科罗拉多州，人们对中国不是很了解，甚至对美国之外的事不感兴趣。”赵军利说。

　　不过，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让她非常吃惊。在美国三大军事院校之一的美国海军学院，介绍学院历史、现状的学生，一开口就是标准的普通话：“尊敬的各位首长，上午好！”

　　　　

　　轻松交流更容易听到实话

　　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项目的选拔对象也多为各界年轻领导者。“特别强调德才兼备。”曾任这一项目中方负责人的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现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项目的访问时间一般是两个月，也更有针对性，学者们必须提前制定考察计划。

　　江波说：“申请中要写明去美国考察的目的、方法，中美双方联合面试委员会据此提问，然后投票决定申请者是否合格。”

　　1999年，在教育部工作的江波成为基金会项目第二批访美团团员，他准备的考察主题是中美教育交流。那时中美教育交流状况与今天大相径庭，中国去美国留学的主要是研究生，江波要考察如何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像哈佛这样的美国名校那时还很“高傲”，江波想知道如何促进与他们的交流。

　　他需要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这些全部由艾森豪威尔基金会来安排。

　　“基金会的人脉网络非常强大。我提出要见一些名校的负责人，他们一般都会安排正校长。我还见到了当时美国行政、国会、企业、民间社团的领导人。那时已经出名的赵小兰女士陪同她丈夫麦卡诺参议员，专门从外地来华盛顿请我一起进晚餐。”江波说。

　　和正式会谈不同，这些访问氛围更轻松，经常会在家里进行，或者在晚宴上边吃边聊。“他们会讲一些书上看不到的实话，比如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们幕后的谈判、协商等等。”

　　　　　　

　　人脉重在维护

　　人文交流注重对人的培养，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人脉维护至关重要。

　　“对于已身居要职的重点人物，应持续跟踪其职务变迁，关注其在涉华事务上的立场和态度。通过挖掘他们当年访华时的老故事，与其重温友谊、保持联系，促其成为知华友华派。”董霞说。

　　麦卡锡2014年6月升任多数党领袖后，全国青联就通过美青理会邀请其参加当年9月在美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和两组织建立交往35周年的活动。

　　不断增加的团员，慢慢成为中美人脉交流中的新枝干。赵军利回国后，2011年美国青理会代表团访华，曾到访国家统计局了解中国的统计制度和经济形势，就是由全国青联通过她协调促成的。

　　“来华访问者并非都是亲华人士。不少人带着疑虑，甚至包括喝水是否安全这样的问题。虽然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精英，但对我们的了解还比较少。”余有根说。

　　短暂的访问，未必能扭转保守派人士对中国的观感，但直观的交流必然增进了解和认同。

　　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议长乔纳森·奥斯汀是2015年青理会代表团中唯一的黑人成员。

　　“阿拉巴马州是美国民权运动发源地，伯明翰市90%是黑人，奥斯汀本人去年还曾见过达赖喇嘛。但在青海，他看到藏族和汉族学生在学校里融洽相处，藏族学生还享受优惠政策。”周际说，“他告诉我，中国人和美国人不一样，中国采取的体制他未必赞同，但能够接受。”

　　这些人文交流，不仅为中美之间的人脉建设提供了契机，还有意外收获。

　　“艾森豪威尔基金会是个全球性的网络。我访问其他国家或地区，有时会先找艾森豪威尔基金会学者了解情况，比如像中东阿拉伯国家，其他渠道很难介入，但艾森豪威尔基金会学者都愿意见面交流，因为这个项目选拔很严格，全世界都认可。”江波说。

　　艾森豪威尔基金会学者中，台湾地区有约50人，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原国民党主席连战之子连胜文、原国民党副主席萧万长、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人。

　　“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依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成立了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学者联谊会。有了这个平台，也可以积极推动两岸青年和教育界人员的深入交流。”江波说。

　　艾森豪威尔基金会的模式，也被中方借鉴。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正在筹备“知行中国”项目。

　　这个将于2015年实施的项目，计划每年邀请15?20名美国青年来华研修，要求申请人在其工作领域已具备一定领导能力及经验，有志于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

　　余有根说：“我们有个理念，除了和一些高端人士接触，中美交流还得接地气，美国人得去看看中国老百姓是什么样，与各行各业的人士搭上关系。中美交流，关键是人和人要接触。”

　　NBA的中国礼物

　　大规模参与一个国家的体育基础工程，对于NBA是个极富吸引力又有重重挑战的新课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北京报道

　　一名NBA球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中国的学校体育改革，奔波于教室操场。

　　刚刚过去的2015年5月，先是前总冠军队成员、神投手汉密尔顿前往北京中关村中学，手把手教中国少年如何运球上篮；然后是NBA最矮的巨星、“小虫”博格斯在武汉第一中学传授控球技能。

　　5月底，犹他爵士队运营总监理史密斯又去了广州广雅中学，用培养传奇球星卡尔·马龙的方法训练中国孩子。

　　根据NBA与中国教育部达成的协议，2017年前，可能有300万名中国中小学生从NBA的青训经验中获益。

　　目前看来校园足球声势浩大。按照学校体育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布局，未来中国的少年们在结束基础教育时，必须掌握一门体育技能——足球、篮球、排球，也可以是乒乓球或武术。

　　具体负责这项改革的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向《瞭望东方周刊》强调，这里的“掌握”二字远非过去体育课上的碰一碰、摸一摸，而是真的“会踢球、会打球”。

　　虽然命中率不如科比，但是跳投时也要让两脚自然呈正八字形，在最高点时两臂成V形，拇指最后离球……让篮球利索地飞入篮筐。

　　体育是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建立之初最早启动的领域之一。在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超过100项成果清单中，NBA共参与了8个合作活动。

　　“解决中国篮球苗子越来越少”的问题，让300万个孩子“培养出更加健全的人格、更加强健的体魄”，NBA中国高级副总裁杨东为说，这个全球最有名的职业体育联盟愿意迎接挑战。

　　

　　副总理的篮球战略

　　为什么中国教育部要与NBA合作？

　　2012年初，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洛杉矶观看了湖人队对太阳队的比赛。

　　2013年11月18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姚明的陪同下，于美国芝加哥联合中心观看了一场NBA比赛。这是她在第四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的行程之一。

　　很少为人提及，这位女副总理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一直热衷于体育运动。“她提到在学生时代非常喜欢体育，参与过多个项目。”杨东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那场比赛芝加哥公牛队最终以5分小胜。因为乔丹而更知晓公牛队，中国客人以主队球迷的心情享受了胜利的喜悦。

　　2013年夏，第四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筹备阶段，NBA接到消息，中国副总理希望“近距离接触一下NBA”。

　　“中方还提出，能否先送给他们两只篮球。”杨东为说，NBA当时有些奇怪：斯伯丁牌篮球在北京也能买到，而且为何行前就要送给中方？

　　在芝加哥交换礼物时谜底揭晓。刘延东赠给NBA的是一幅图片，主角是两名抱着NBA篮球的中国儿童。

　　“我们当时惊呆了，刘副总理用意很深。”杨东为回忆，“她当时说，我们的篮球发展要从青少年开始，不是现在就要国家队拿成绩，而是从下一代开始，这幅图片就传达了这个意思。”

　　与成绩始终低迷的中国男足不同，中国男篮在2004年、2008年两届奥运会连续打入8强，2011年还赢得亚洲冠军，但巅峰就此结束。2012年夏天的伦敦奥运会未能从小组出线；2013年亚洲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竟以18分惨败于中华台北。

　　到2014年韩国仁川亚运会，中国男篮先后负于日本、伊朗，不仅是1974年中国恢复参加亚运会后首次未能打入决赛，甚至未能进入四强。法新社感叹：“亚洲篮坛的巨人倒下了!”

　　仁川亚运会开幕前一个月，刘延东副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NBA主席萧华。仁川亚运会落幕当月，在她见证下，NBA与中国教育部达成长期战略合作。

　　NBA将选派球员、退役球员以及教练员走进中国大中小学，举办篮球训练营，并为中国篮球教练和体育教师在中美两地提供培训。它还将为教育部举办的校园篮球联赛提供支持。

　　“要发展足球，南美、欧洲都有其特色，在欧洲还有德国、意大利、英国等不同流派。但在篮球的世界里，NBA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王登峰说，如果要选择一个“最强大”的伙伴提升中国校园篮球的水平，NBA是唯一选择。

　　　　

　　36年前的总冠军访华

　　在芝加哥联合中心观看比赛前的欢迎晚宴上，刘延东致辞说：“NBA公牛队是芝加哥在中国球迷中最响亮的名片之一。”

　　她还提到自己与芝加哥的另一个渊源：“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我的公公杨显东先生为完成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专程到访芝加哥，就棉花分级标准进行调研。”

　　刘延东说，近70年过去了，不仅中国的棉花产业取得长足进步，“中美地方合作、人文交流也在两国关系发展大潮中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无穷魅力。”

　　显然，她并没有把NBA与校园篮球的合作，只视为一项教育或体育领域的事务。

　　就在中美建交的1979年，刚刚获得NBA总冠军的华盛顿子弹队曾拜访北京、上海。

　　由于不了解NBA，上海男篮在比赛前还曾认真讨论：如果大比分领先，如何在涉外场合使客人保有颜面。

　　上海队确曾短暂领先6分，最后却以20多分大败。那天上海男篮的一名内线球员大出风头，定点投篮屡屡命中。他叫姚志源——姚明的父亲。

　　热情洋溢的英语解说始终伴随着欢快的中国器乐，美方彩色电视纪录片上，爆炸头的黑人球员在长城与绿军装的中国军人一同走下台阶，面对手持鲜花、热烈欢迎的中国儿童手足无措。

　　子弹队——今天的华盛顿奇才队——的访问，可以说是乒乓外交的延续。他们与各个项目最优秀的选手会面，还来到一间摆满乒乓球台的训练室，“五六十张乒乓台，每张台上都有人在练球，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乒乓球会成为中国的国球。”当时的球队助理教练后来回忆说。

　　10年后，NBA与中央电视台签订了转播协议。从新闻动态到赛事集锦，从录播到直播，NBA今天终于成为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

　　

　　NBA+X

　　在乔丹之后，第二个让NBA在中国深入人心的就是姚明，其效果之一是NBA中国赛。2004年，姚明所在的休斯敦火箭队与萨克拉门托国王队首次到中国举行NBA中国赛，而此时另一名中国球员刘炜正在后者试训。自2007年起，NBA中国赛从未间断。

　　2014年10月，刘延东在北京万事达体育中心观看了最新一届NBA中国赛。对阵双方是布鲁克林篮网队与萨克拉门托国王队。

　　自2001年王治郅加盟达拉斯小牛队后的12年里，现身NBA的中国球员，让更多非球迷也关注NBA。但2012年易建联返回中国后，NBA的球场上已经没有中国人了。

　　但中国仍是全球最大、最重要的篮球市场，这也可以解释NBA投身中国校园篮球的动力。

　　“在南美和欧洲，足球略占上风。而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曾公布说，中国有3亿人打篮球。”杨东为强调，“这个数字说的不是球迷，而是打球的篮球爱好者。”

　　2008年成立的NBA中国，对于中国领导人的邀请毫不犹豫，“董事会一致决定与中方合作”，并计划投入1000万元人民币建立和翻修篮球场，目前已宣布在上海东方明珠广场和深圳大运中心建设两块NBA风格的室外篮球场。

　　杨东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即使受到副总理的邀请，他们原本也没有“更多的想法”：可能只是暑期举行一些夏令营或者NBA球星进校园的活动，至多把中国孩子们带到美国去。

　　但在和中方具体交流时，王登峰建议：“你们可以参与到中国的学校体育改革中来。”

　　王登峰目前也担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由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注，校园足球已被当作学校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改革最终将用“1＋X”的形式，让每个学生拥有一两项伴随终生的运动技能。

　　所谓“X”，是指基础运动技能，比如跑步、游泳等。“1”是指一项专门的运动技能，“足篮排，也可以是武术、跆拳道。”王登峰说，中国的孩子是全世界上体育必修课最多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将近15年都要上体育课，“但是很多人最终连一个运动项目都没学会。”

　　“1+X”的目标是，通过多种手段——如纳入学生考核体系、调整师资力量、安排经费等，使更多学生都拥有一项真正让他们乐在其中的“体育特长”。

　　“在足球方面，我们也在与国际上有名的青训专家合作。”王登峰说，这些外脑将为校园足球改革提供战略和细则方面的帮助。

　　如今，作为一项核心内容，NBA和中国篮球界的专家们正在编写教学大纲：它是NBA青训经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未来将用于校园篮球特色学校的教学。2013年赛季的总冠军队成员朗多，也已经为中国学生们录制了关于传球和运球的教学视频。

　　“要覆盖更多的人，就不能完全依靠球星。”杨东为说，最终要通过各种形式、乃至APP形成链条和网络。

　　

　　“你赶紧来吧”

　　根据目前的计划，篮球项目最早将在2015年秋季开学时启动试点：在北京和上海各选择20所学校。杨东为说，它们未必是名校，但一定是“喜欢打篮球的学校”。

　　知名度极高的NBA，此前在中国的青少年推广更像品牌公关活动，“我们挨家去学校敲门，学校说挺好，来做活动我们支持，给你一天场地。”杨东为说，如今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推动下，“学校都说，你赶紧来吧！”

　　本轮改革并非中国第一个篮球基础工程。2002年，中国男篮在韩国釜山亚运会决赛中负于韩国、首次失去亚运会冠军后，篮球管理中心曾提出了一项“用10年左右把CBA联赛打造成为世界级职业篮球联赛”的计划，即“北极星计划”。

　　它虽然以重塑职业联赛为主，但强调了青少年篮球运动员的培养机制。不过这个庞大的改革似乎悄无声息。

　　NBA此前更注重与中国职业联赛的合作，为其提供教练员、裁判员培养等帮助，“除了中国，我们最大的援外项目是帮助巴西运行它的整个职业联赛，最终掌握一半巴西联赛的股份，成为合作公司。”杨东为说。

　　2014年，NBA已在深圳举办了校园篮球教练员培训班。来自25个省区的200多名校园教练，向两名资深的NBA教练学习了快速进攻、紧逼防守、体能训练乃至运动营养。

　　大规模参与一个国家的体育基础工程，对于NBA是个极富吸引力又有重重挑战的新课题。 “中美人文交流提供了框架。”杨东为说。

　　在埃博拉疫区寻找契合点

　　美国CDC在非洲有很大的基地，扎根多年，与当地政府关系很密切，可以参与决策。

　　而中国的长项则在于深耕基层，专家们在非洲乡村建立了“人盯人”的防疫网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姚玮洁/北京报道

　　“最后一名病例消失后42天，才能解除疫情警报。目前，利比里亚已经解除警报，塞拉利昂和几内亚还在扫尾，6月未必能彻底解除警报，而边境地区是否会向利比里亚输入疫情，也还很难说。所以，中国疾控中心在那里保留了20人的团队。”

　　2015年春节前夕从埃博拉疫情重灾区塞拉利昂回国的中国疾控中心（疾控中心以下简称CDC）副主任梁晓峰，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概述目前西非的疫情状况。

　　他曾于2014年11月9日带领我国政府派往非洲的首批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一行12人，在塞拉利昂工作了3个月。

　　梁晓峰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培训4000名基层村民；第二，找3个村子，建立一个试点示范基地；第三，建立固定的生物安全实验室P3。

　　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援外行动。4轮紧急援助，总价值约1.2亿美元。向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国派遣了包括梁晓峰等人在内近1000人次的公共卫生、临床医疗和实验室检测专家组。

　　在此过程中，中国与美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也有了更深入的推进。

　　美国CDC驻华代表罗纳德·穆勒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中国在埃博拉疫情中的表现令人尊敬，在可能危及全球的疫情面前，中美两国建立交流机制很有必要。

　　

　　美国CDC到中央党校交流控烟经验

　　中美两国之间关于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多年前就已开始。

　　“2003年非典暴发，全球累计8000多个病例，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终于明白，快速分析数据、传递讯息、建立有效的应急机制，有多么重要。2005年我们就和中国签署了备忘录，合作EID 项目。”穆勒那说。

　　EID项目启动后，双方开始专注于应对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一整套流程，比如建立疾病追踪系统、风险交流机制。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司欧美处处长卢国萍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EID这个项目框架下包括中美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诸多合作，如应对甲型H1N1流感、H7N9禽流感、艾滋病防治等。埃博拉也在其中。

　　“中美EID项目谅解备忘录每隔5年续签一次，今年6月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会议上，会第二次续签。”卢国萍说。

　　为有效运转该项目，由美国驻华大使馆负责，美国CDC专门在中国设办公室，派驻了一个50人的团队。

　　据梁晓峰介绍，美国CDC在世界多个国家设有办公室。

　　除了传染病领域，一些非传染的公共疾病也由CDC负责。美国CDC基金会出资，供中美双方合作调查人群吸烟率，为相关政策提供数据。美方CDC还曾应中央党校之邀，交流控烟经验。

　　“结果你也看到了，北京出台了公共场所控烟条例。通过合作研究促进公共政策变革，这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CDC首席政策分析师、华裔人士余雪莲表示。

　　双方的合作机制多种多样。梁晓峰介绍说，中国CDC虽未在美专设办公室，但会派人在美国CDC长期进修。“埃博拉疫情发生时，中方人员会加入那边的团队，及时传递讯息。”

　　“中国CDC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每周和美方召开一次电话会议，进行疫情分析和应对措施的交流。”卢国萍说。

　　梁晓峰回忆，电话会议沟通是在疫情早期，那时中国CDC刚到非洲，而美方已驻扎了很久，掌握情况较多。“他们会告诉我们，疫情国家现在最缺什么，是消毒剂、手套还是病床。”

　　卢国萍说，双方也通过EID项目办公室的专家进行日常交流。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晤，就继续加强应对埃博拉合作达成共识。在G20布里斯班峰会通过的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宣言中，中美两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向世界展现了两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姿态。

　　在塞拉利昂，中美双方驻塞拉利昂大使馆也会定期交流，并协调具体事务。

　　穆勒那说，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时，隶属于CDC的EIS——流行病学情报所成立，组织学员培训，让他们亲临疾病暴发现场学习经验。而这些学员大部分成为世界领域内流行病学的核心骨干。

　　“中国目前也在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建立了类似的FETP项目（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项目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相信它在‘后埃博拉时代’会对培训非洲专业人士发挥更大作用。”他说。

　　在西非乡村里“人盯人”

　　“中国在防控埃博拉疫情方面的技术水平不比美国差，设备也先进，但中国没有病人，美国有病人，所以需要美国帮助提供实验室诊断试剂。”卢国萍说。

　　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美国人对此非常佩服，认为这个覆盖全国的监控系统，能够准确预报感染病患的数量。

　　“塞拉利昂的医疗网络都垮了，我们选了3个村庄4万人作为试点示范基地，建立了人盯人的网络。”梁晓峰说，“治疗传染病没有什么高科技，就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梁晓峰所说的“人盯人网络”，是先选出大约100名村民小组长，一个负责几户，普及疫情基本知识，给他们发了手机，一旦发现不安全葬礼、发烧等情况，及时报告。

　　然后又找了30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担任“赤脚医生”，负责检查和报告疫情。

　　三个村16个病例，接触者共有600多人。梁晓峰他们雇当地人管理这600人，“每天问一次情况”，“每天填报”。

　　“我们还给村子里配备了电脑、冰箱。最重要的是，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这个网络，工作就好开展了。”他说。

　　美国驻华CDC办公室流行病学部主任卡萝·饶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他们也会和中国CDC合作，帮助他们在试点村庄完善监控系统，比如确定患者的真实数量。

　　梁晓峰认为，美国对西非埃博拉防疫的帮助主要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性的，而中国做的主要是一些铺得广、比较实的基层工作。

　　“美国CDC在非洲有很大的基地，扎根多年，也有语言优势，跟当地政府卫生部门关系很密切，可以参与决策。但他们在基层不够深入，所以咱们就尽可能多开展基层人员培训，运送建筑工人过去，又快又好地建设实验室。”梁晓峰说。

　　即便是像梁晓峰这种高级别的专家，也必须深入乡村，而这在欧美国家的援非人员中很少见。

　　美国在非洲的实验室主要是帐篷，中国则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价值近千万元人民币的移动P3实验室，用于检测埃博拉病毒。

　　此外，中国还调动北京城建集团的队伍，迅速建立了固定P3实验室，这是西非第一个P3级生物安全实验室。“87天就建成了，在西方国家眼中是不可想象的。”梁晓峰说。

　　他认为，中美两国的组织方式也很不同，美国前往西非的医生大部分是NGO的志愿者，而中国医生则更成建制。

　　让梁晓峰自己也感到震惊的是，中国没有一例医护人员感染埃博拉的病例。“也许是因为我们更加细致小心吧。”

　　如何在非洲找到中美契合点

　　不过，语言障碍使得中美、乃至中非交流都有困难。“非洲人讲英语有口音，中国医生英语也不够好，临床试验时，很难让非洲护士理解该怎么做。”卡萝·饶说。

　　梁晓峰承认，这个问题的确存在。美方曾建议中国为利比里亚提供1000张病床。“究竟就是床，还是带床的医院，还是包括配套的医护人员，由于语言问题，大家讨论了好几次都说不清楚。”

　　中美双方也有理解上的误区。“中国人缺少国际经验，不被美国人了解，美国对中国实力也有怀疑，在平等交流方面还有些差距。”梁晓峰说。

　　其实，中美两国医疗人员在塞拉利昂的驻地相距只有大约1000米，也会偶尔走动，美方曾来过中方驻地两次，还在食堂吃了饭。但梁晓峰觉得，双方的交流还可以更宽松、更深入。“大家都需要改变。”

　　他告诉本刊记者，在疫情基本结束后的灾后建设时代，非洲迫切需要中国帮助，中方也有此意向，但中美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非盟专门有一个建立CDC的委员会，中美双方都是委员会成员，都希望能在建设非盟CDC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仍存在挑战。

　　比如，是否需要给非盟建一座有各种功能的实体中心？是否要帮助非盟通过手机APP建立类似于非典的网络直报系统？之前有传闻说，美国已经与非盟签署了有关建立CDC的备忘录，具体的情况中方并不知晓。此前中方已派人参与委员会有关事宜的讨论。

　　近期，非盟多国官员组团来中国参观学习，他们表达了建立网络直报系统的意愿。

　　“非洲卫生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非洲主要是人口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国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经验值得他们借鉴。”卢国萍说。

　　梁晓峰说，中美双方正在努力寻找契合点，“发挥各自优势，一起来帮助非洲，这一点我们都有共识。”

　　“长期来看，公共卫生作为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越来越被大家认识和接受。过去援助非洲都是盖房子，修高速公路，现在软性的合作越来越多。它因此也成为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梁晓峰说。

　　卢国萍认为，卫生领域纳入中美人文交流机制后，提高了合作的层次，拓展了与美国国务院全球卫生办公室的合作。

　　卡萝·饶是亚裔，到美国驻中国CDC办公室工作已近4年，她曾三次援非，其中两次是帮助抗击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正是在塞拉利昂，她多次与中国人接触合作，也结识了梁晓峰。

　　“中国人非常勇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很害怕，没想到他们第一次去，就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她对本刊记者说。

　　“卡萝会说一些中文，总是让我帮她介绍中国男朋友。”卡萝·饶给梁晓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了解，才是中美人文交流机制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