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4月14日再次敦促提网速、降网费，3月5日，李克强针对 “网速”问题已有过相似表态，他说自己到一些国家访问时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网速都比北京快”。这一次，工信部回应要在今年大幅提升网速，让老百姓上网速度更快，价格更实惠。

　　工信部的快速回应似乎让人吃了定心丸，但语言模糊，还是不够解渴：网速能快到什么程度，费用大致能降多少，也还是一个未知数。这种模糊又似乎沿袭了通信业长期以来的模糊惯性，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你实际得到的网速通常达不到购买之际服务商许诺的网速，有时投诉一下网速就能上调一点，有时投诉了也没用。

　　网速慢价格贵被网民诟病已久，但那些批评并没有能够铸成改变，直到李克强总理来替网民吐槽。早在2007年，世界银行[微博]的报告《中国的信息革命：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显示，中国的信息产业以2－3倍于GDP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但中国的信息化建设正面临资费过高、法规不健全、对国外技术依赖过大以及人才缺乏等四大障碍。其中指出，当时中国的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10％，这一比例是发达国家的10倍。

　　如今8年过去了，网民的数量增长了几亿，移动互联的刚需已堪比空气和水，上述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中网费太高尤其让人肉痛。网速慢不慢、贵不贵固然是相对的，但通过相对值与绝对值等不同角度的数据对比，才能呈现出问题的不同侧面，为问题的解决提示一些方向。

　　在较早进入信息时代的欧美，近来网络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通过加强建设宽带网和4G移动网等方式提升人们上网的速度；二是逐渐降低上网费用，使更多民众能享受到网络的便利。网速慢、网费贵的直接原因是信息基础设施落后，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评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在80位以后。但也不应忽视体制原因，我们看到，电信、网通、广电等国企非但没有充分展开竞争，反而通过划片经营的方式实施了合谋式垄断，从而阻碍了这个领域的市场化进程。让逐利的三大运营商自降其费是困难的，提速降费不能完全依赖三大运营商自觉“割肉”，它是需要多方参与的一场利益博弈。

　　提网速降网费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应该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技术指标，提高网络带宽；另一方面还应打破垄断，在划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同时，鼓励多元竞争，莫让个别的小团体利益阻碍了互联网+的全民福利。显然，有关部门一定也会算清楚其中的小账和大账。

　　在上述前提下，经营主体或许还应积极用互联网思维对经营思路进行再造，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强化，流量渐渐地会从稀缺资源降为日常资源，通过卖流量赚钱的商业模式渐渐也会失去竞争力，运营商要思考的是如何像BAT这些有活力的网络公司一样，搭上互联网+的高速列车，把注意力从流量本身前移到“流量+”，才有机会分享未来的故事，否则，在互联网+的风潮下恐怕很快就会被遗忘甚至被抛弃。未来最强的应该不是控制上网流量的运营商，而是掌握网民实际点击流量的网络公司。

　　网速与流量虽是微观层面的细节，却事关互联网乃至未来中国经济的大局。暂撇开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的信息鸿沟，便是在我国不同地区也存在着信息鸿沟，比如在很多偏远城镇和乡村要找到WiFi很不容易，网费贵就更是比发达地区显著了。这个问题会叠加到当地的教育实际中去，势必加剧城乡发展差距。如何破解网速慢、网费贵以及上不了网的问题，在移动互联时代愈加显示出重要性和紧迫性，等到总理代网民吐槽了这个问题才被重视起来，说明在一些领域，改革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希望这一次在总理的敦促之下，能够开启并深化通信行业的变革，让人民享受到改革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