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民国时期的金融中心，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南上海”“北天津”。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和北京才是一南一北的两个全国性金融中心。只是到了蒋介石建都南京后，国民政府以南京为政治中心、上海为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才变得一枝独秀，天津作为北方金融中心的地位则更加凸显。

　　从都城到边塞：首都南迁后的北平

　　北京金融中心的溢彩流光，在不断响起的枪炮声中渐渐消失，在政权轮替和首都迁移中改变了模样。

　　1926年3月18日，一起震惊中外的惨案在首都北京发生。这一天，段祺瑞执政府的军警野蛮镇压请愿队伍，当场射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刘和珍等47人、伤200多人，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语）。

　　当北京进入“知识阶级恐怖时代”（周作人语）之时，南方革命的烈焰开始燃起。这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揭开了以数万兵力横扫拥兵数十万之众的北洋军阀的序幕。

　　“南军北伐”日渐成为北京知识界关注的焦点。此时，北洋政府在京城的管制和对“赤化”的打击愈加严厉。一向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对文人学者“敬而言之”的北洋政府，不断收紧政策。往南方去、尤其是到上海去，成了许多北京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政治重心南移，知识分子逐渐向上海汇聚。

　　多年以后，作家施蛰存忆及1927年（时年22岁）的情景时写道：“？？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天津的革命青年纷纷南下。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姚蓬子、沈从文，都是这一段时期中先后来到上海。”

　　知识分子群体的南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半陆续北返。众多高校精英的支撑、文艺知识界的强大存在，北京依然是个不可撼动的文化之城。但是，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则随着一个政权的崩塌而失去了。

　　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天津，北洋政权覆灭。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北平、天津改为直属于国民政府的特别市（此后平、津在民国时期均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河北省省会）。对北京而言，这无疑是个历史性的改变。

　　北京开始以“沉睡中的故都”面貌出现。北平成为“边城”，由首都一变而为边塞。边城的寂寞，一如北平“前线诗人”林庚在诗中所表达：“海上的波水能流去恨吗/边城的荒野留下少年的笛声/河畔的小草看着花长落/年轻的事到中年才明白”。

　　周作人在一篇写于1930年代中期的文章中，称自己喜爱“边塞”北平：“归根结蒂在现今说来还是北平与我最有关系，从前我曾自称京兆人，盖非无故也，不过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了边塞，但是我们也能爱边塞，所以对于北京仍是喜欢。”

　　不过，对于生活在快节奏中的上海人来说，则会是另一种感受。正如在北京读过中学和大学的上海籍小说家徐訏在1934年所描述：“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过惯了，或者你有了正确意识、明显的立场，那对于北平的悠闲缓慢就会觉得可憎。”

　　银行总部南移

　　当首都北京变身为“边城”北平时，金融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1928年11月1日，是北京金融业彻底衰落的标志性日子。这一天，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下称中行）和交通银行（下称交行）总管理处由北平移到上海。

　　事实上，早在北伐大军开出广东之前，京津银行家便在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变化。蒋介石的挚友、结拜兄弟张群和黄郛与北方的银行家们谙熟，与中国银行的张嘉璈、盐业银行的吴鼎昌、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等，均为莫逆之交。而这些银行在上海、广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分支机构，成为就近观察前沿地带政治军事动向，以及与国民革命军相联系的据点。

　　以中行为例，早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前，中行高层即断定，南北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总裁、副总裁须分驻京沪，就近处理行务。1926年6月，中行副总裁张嘉璈移驻上海办公。在随后的北伐军行进过程中，中行对北伐队伍多有援助。

　　张家璈等身居北京的银行家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前和行进时南下，中行、交行等银行总部则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南移。

　　1928年11月1日，中行新的董事会成立，张嘉璈为总经理，中行总管理处正式由北平移至上海。同一天，交行新的董事会成立，原交行上海分行经理胡祖同出任总经理，交行总管理处正式由北平移至上海。

　　在中行、交行两大国家银行离开北平前后，其他一些银行总部也纷纷迁离北平或停止营业：

　　1928年8月，盐业银行总行呈准迁往天津（1934年迁往上海），原址改为北平分行；

　　1929年4月，总行设于北京（1920年开业）的中美合资银行——中华懋业银行停业；11月，总行设于北京（1918年开业）的中日合办银行——中华汇业银行停业；

　　1929年，中国农工银行由北平迁往天津（1931年迁往上海）；

　　1931年，新华商业银行由北平迁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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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证券市场衰落

　　政局改变和首都迁移对北京证券市场而言，同样是毁灭性的打击，业务急剧衰落。

　　北京证交所成立之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北洋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不惜以高利借取内外债，由此刺激了北京金融业的发展。北京证交所买卖兴隆，公债投机盛行。北京本身并无发达的产业基础，银行业与证券市场发展，与北洋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

　　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北京证券市场受到剧烈影响。当时的银行刊物载文描述北京金融现状时称：“证券市场因时局影响，大为震动，各种债票无不低落，其中以九六公债跌落尤甚。”

　　1928年4月出版的《银行月刊》介绍北京证交所上年营业状况时称：“本年上半期营业，自去冬九六债价暴跌，奉部令停市，直至五月四日始行开市。因停顿数月毫无收入，故将经常预算极力核减，以资撙节。唯开市后，虽尚照常交易，而营业之清淡，尤为从来所未有。下半期复因时局未靖，经纪人以买卖稀少，先后陆续告退，取回保证金者不下二十余家。秋间九六债价忽又剧跌，交易市况仍属萧条？？”。

　　此后，北京证交所的境况犹如九斤老太，一年不如一年。从1928年起，北京证交所连年亏损。1933年整个上半年证券成交额仅1677万元，尚不及上海证交所一天的营业量。证券市场门前冷落，北京证交所陷入停顿状态。

　　天津金融中心的崛起

　　北京全国性财政金融中心地位彻底丧失，随之而来的是上海作为唯一全国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天津则成为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

　　在众多天津人的心里，几乎都有着挥之不去的北方金融中心的辉煌历史记忆。令现今天津人怀想不已的，正是1930年代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叶。

　　20世纪二十年代，天津已经成长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当时的《银行周报》总编辑徐沧水论及当时全国性金融中心——上海和北京时，曾提及紧随其后的天津。

　　天津之成为金融中心，是被动开放与主动改革的结果。在改革开放推动下，经济发展推动金融需求，各式银行相继设立。

　　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成为通商口岸。随后，英、法、美、俄、德、日、意、比、奥9国建立租界，使天津成为设立租界国别最多的口岸城市。与此同时，凭借地理优势和开放格局，依托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和相对优越的经济运行环境，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和近代工商业获得长足发展。

　　提供金融服务的外资银行陆续尾随而来。英国汇丰银行天津分行1882年正式开业。随后，1895年另一家英国银行——麦加利银行天津分行开业，1896年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行开业，1897年德华银行天津分行开业，1899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开业，1901年花旗银行建立天津分行，1906年华比银行建立天津分行，1907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建立天津分行，1920年意大利华义银行建立天津分行？？

　　天津九国租界的存在，以及工商贸易的繁盛，使北京城里的遗老遗少、下野军阀和退职官僚政客，以及周边地区的地主老财，或迁居、或将资产转移至天津，成为发起成立银行的股东和银行吸纳存款的财源。

　　同时，借助于外国租界的相对独立，“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中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等，纷纷成立于天津租界。当时的首都北京作为全国财政枢纽，咫尺之遥的这些新型银行得近水楼台，经营公债和政府借款。

　　作为办理洋务的重镇，天津是较早向现代转型的城市。1870年11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守天津。在津期间，李鸿章积极筹划洋务事宜。袁世凯继任后，着力推进天津的近代化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天津在北方的经济地位。

　　1903年，袁世凯上奏请准官商合办银行，总行设在天津的首家银行——志成银行开业。襄助袁世凯办理北洋实业的企业家周学熙，则于1919年在天津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另一襄助袁世凯办理洋务的企业家孙多森，1916年则在天津创办了中孚银行。

　　到1920年代后期，天津逐渐建立起一批中、外资银行。其中，英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素有“银行街”之称。洋行、保险公司、轮船公司、工厂、仓库等，也均跻身于此。街道两侧，一些气派的银行大楼陆续建成，像美国花旗银行大楼（1921年）、英国汇丰银行大楼（1924年）、麦加利银行大楼（1925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楼（1926年）。时至今天，它们依然是天津市的一道风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北京金融业衰落，天津虽然同样受到影响，一些银行总部迁往上海，但凭借辽阔的经济腹地，依据贸易、海港优势，天津继续成为北方金融中心。除一些金融机构的总部设于此外，一些银行的天津分行为北方总部也设立于此。同时，出现一批像卞白眉、资耀华那样深耕于此的著名银行家。

　　京津：顺流，逆流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黯然失色时，天津领北方金融中心之风骚。多年以后，当这两大城市金融地位再次反转，并为发展各自金融业、争当北方金融龙头地位而明争暗战时，鉴于这一时期北京跌落天津依旧繁华的历史事实，有专家提出，为什么每当北京发达时天津就不发达，天津发达时北京就不发达？一些人认为，天津始终笼罩在首都北京的阴影之下。

　　京津究竟该怎样相处？放眼历史，从天津卫的起源，到天津成为离首都最近的通商口岸，到成为北方的洋务中心，北方工商贸易中心、北方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以及成为首都北京的后花园，均显示出京津之间一体的关系，发展理路并非以同质竞争为相处之道。

　　毋庸讳言，目前京津之间在经济金融发展中处处“暗战”，相互争雄，甚至互不对付。其实，如果两个城市相互合作、互相配合，天津临近首都的优势得以发挥，不仅可以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同样可能。

　　不过，相较于北京金融业来说，天津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短暂辉煌，是因为国民政府将首都定在南京，从而使天津在工商金融方面全面超越北京。一旦首都回到北京，天津要想在金融业方面超越北京，几无可能。除非像南京政府那样，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分置，将后者放在天津——而这同样几无可能。比较现实的是，天津在崛起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同时，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与作为全国性金融中心的北京一道，相互配合、互相合作，协同发展，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共同撑起中国经济的第三极。

　　将视线转向南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次大变局中，金融城市的真正赢家，其实是上海。正是在这一时期，上海缔造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金融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