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彭波/北京报道

　　仰仗资源的代价便是资源不断消减后，一省的“寂寞”

　　今天的银行界，有“得小微者得天下”的呼声。

　　然而，如同银行小微贷业务一样，小微企业自身的发展，也经历着表面数据风光与暗自抱屈的煎熬，体现在特定的地域，更是如此。

　　2014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国内小微企业的最新统计数目，如果将4436 万户个体工商户囊括在内，共有5606 万户小微企业存在。数量之巨大，似乎暗示了无穷商机。

　　但汇付天下有限公司和西南财经大学推出的“汇付天下-西南财大小微企业指数”显示，在包含个体工商户在内的所有小微企业中，小型企业的比重为3.7%，数目为206万户；微型企业的比重为96.3%，数目为5352 万户；小型与微型企业比例为1:25。扣除个体工商户后，小型企业比重为10.0%，数目为113 万户；微型企业比重为90.0%，数目为1021 万户；小型与微型企业比例为1:9。

　　该指数的数据基础之一是西南财经大学“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该调查访问到28143个家庭样本，其中，有4001个家庭拥有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

　　这个结论印证了一个常识：无论是否包含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中的微型企业都占据了绝对份额。当这一现实，与不同地域的结合，就交织出一张特殊的中国式小微企业发展图景。

　　北京怎么了

　　在中国，“创业”是个古老的词汇，徽商胡雪岩、晋商乔致庸都是白手起家。发展到今天，80后、90后中，青年才俊和天才少年的创业成功案例更是此起彼伏，比如马佳佳的情趣创业和郭列的“脸萌”创业。不过，按照2011年工信部等四部委联合制定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国内目前绝大部分的创业企业都是小微企业中的微型企业。

　　“汇付天下-西南财大小微企业指数”给出了更为精准的创业数字：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在16岁到65岁年龄段的人口中，有0.552%的人群参与了创业。如果按区域来看，中部创业活力指数最高，为0.587%，东部为0.545%，西部为0.527%。但西部新增企业出生率最高，为11.9%，中部为11.1%，东部仅为8.6%，从新增企业出生率的角度看，中、西部的创业活力明显高于东部。

　　这其中，湖南、广东、重庆、山西、山东、青海、四川、河南8省市创业活力指数均大于0.6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1个百分点；天津、上海、福建、陕西、安徽、甘肃、辽宁、江西、浙江9省市的创业活力指数处于0.52%~0.61%之间；江苏、河北、吉林、内蒙古、湖北、云南、贵州7省区的创业活力指数处于0.35%~0.47%之间；北京、黑龙江、宁夏、广西、海南5省份的创业活力指数处于0.22%~0.34%之间。可以看出，处于相同地区的各省份之间差异较大。

　　这些区域里，首都北京的创业活力指数似乎是个谜题。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它的对外开放度和包容度都很高，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也是与日俱增，各类工商业的发达程度都高于全国平均线，是什么阻碍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那颗创业的心？

　　在排除了外部经济环境、个人特征等影响因素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凤给出的答案是“房价”，“若房价上涨1000元，创业活力将降低4.1%”。这也是在平均房价相对较高的北京，仅有0.5%的家庭参与创业活动，而在房价相对较低的湖南省，创业家庭比例近3%的原因。

　　西部还好吗

　　1999年9月，西部大开发战略被正式提出。彼时，广袤的西部被寄予厚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民良也坚定地认为，“要解决西部诸多发展矛盾的关键，在于加快发展中小企业。”当然，西部不断高涨的小微创业活力指数，也表明了专家的建议早已化作现实。

　　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是，据“汇付天下-西南财大小微企业指数”显示：2013 年全国有4.8%的小微企业资产小于负债，在借债企业中，超过两成已经出现了资不抵债。据此推算，我国已经有267 万个资不抵债的小微企业。

　　从地域来看，西部地区资不抵债的小微企业比例最高，借债企业中有约四分之一已经资不抵债。陕西省、甘肃省和云南省有借债的小微企业比例最高，分别为50.6%、47.5%和45.8%；而位于东部地区的广东省、河北省和上海市的最低，分别为24.6%、24.3%和18.8%。

　　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给出了另一份陕西小微服务业企业发展监测报告，“经过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10个行业门类， 31个行业大类的1028家企业统计监测，用工成本上升快、资金紧张、市场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小微服务业企业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据调查，陕西省 80%小微企业达不到银行要求，很难得到贷款。”

　　创业环境的先天不足和后天遭遇的各种难题，成为制约西部小微企业发展的瓶颈，资不抵债的悲剧由此而来。特别是在寻求银行贷款的路上， “汇付天下-西南财大小微企业指数”中的另一关键数据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小微企业的银行信贷可得性为46.2%，即在100家有银行信贷需求的小微企业中，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有46.2家。

　　导致中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报告分析称是小微企业的信贷可及性较低，只有57.8%。也就是说在100家有银行信贷需求的小微企业中，只有57.8家去银行申请贷款。但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这57.8家小微企业中，得到贷款的高达46.2家，即银行贷款的申请可得性为79.9%，申请可得性并不低。

　　为什么小微企业不去银行申请贷款？报告数据显示，48.8%的小微企业主认为估计贷款申请不会被批准，36.3%的小微企业主认为申请过程麻烦，10.1%不知道如何申请贷款，4.5%的人认为利息高，还款负担重。“尽管政府部门和银监会已经几次出台政令要求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但银行出于对风险的顾虑，只偏爱小微企业中的‘小巨人’”，经济学者王小鲁如是说。而这也是那些“平凡”的小微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对银行“望而却步”的原因。

　　晋商后代靠什么

　　晋商，是中国四大商帮中极有特色的一支，研究专家认为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能够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山西，是一个因资源而兴的省份，煤炭大热时，乌金的光芒早已掩盖了其地上五千多年的文化。当然，仰仗资源的代价便是资源不断消减后，一省的“寂寞”。“汇付天下-西南财大小微企业指数”显示山西的创业活力属于第一梯队，可见有志于成为“乔致庸”的山西人并不在少数，特别是在资源日渐匮乏的年代。

　　但是，在整个“汇付天下-西南财大小微企业指数”中，山西居于首位的还有一个数字：在民间借款相对活跃度上，山西达到91.5%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山西商人在面对现金流问题时，最先想到和最终能够帮到他们的是“自家亲戚”。

　　中国是个人情味儿浓厚的国家，在相对闭塞的黄土高原更是如此，当然也不排除晋商后人们高涨的投资意识。这使得亲属之间的无息借款为小微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有机肥料”，“汇付天下-西南财大小微企业指数”显示，当民间借款在5 万元以下时，有息民间借款仅占17.4%，可见“靠亲戚”在某些时候是最靠谱的选择。

　　然而，随着借款金额的增加，民间借贷的有息借款比例会显著上升，当借债规模到达100 万元以上时，有息民间借款占比高达93.5%。这意味着，“亲戚们”的供养能力极为有限，当资金缺乏较大时，金融机构贷款才是正路。只不过，银行信贷资金的稀缺性，会很快把小微企业推回成本更高的民间渠道，这意味着大多数小微企业在眼馋银行9.6%贷款利率的同时，必须接受有息民间借款18.1%的高利率。

　　当然，并不是“靠亲戚”就无需付出，貌似无息的小额民间借贷，意味着小微企业家庭的高昂的“人情支出”。与无生产经营家庭（其平均转移支出为3831 元，占家庭总收入的5.9%）相比，小微企业家庭的转移支出为5844 元，比无生产经营家庭高出52.5%。关键是，与无借债的小微家庭（其平均转移支出为5244 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1%，占工商业收入的2.6%）相比，有借债小微企业家庭的转移支出为6665 元，占家庭总收入和工商业收入的6.0%和8.7%。

　　这个数字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在“汇付天下-西南财大小微企业指数”的统计里，这些有民间借款的小微家庭，其转移支出占家庭收入和工商业收入的占比均高于有银行贷款的小微家庭，其中，转移支出占工商业收入的比例高达12%，远远高于有银行贷款小微家庭的6.0%。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出现在指数中的晋商后代们目前正困于高价的“人情支出”里，但选择人情费还是银行贷款利率，却并不由他们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