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列：OK，那在这个劳动力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博士生毕业这个市场上面，我们做过分析，我们国家的大学生他目前的收入和他身上所能对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的比是在全世界最优秀的。我们比过，在德国的一个研发工程师，在德国和我们在深圳的一个工程师，他们两个水平一样，但是德国那个工程师每年工作一千三百五十个小时，而且绝不超过，因为他们不加班，那么在深圳的这个工程师，两千四百个小时，最少，他俩同样的水平，但他的工作时间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付的薪， 就是汇率之差，我们这边付二十万人民币年薪，他们那边就付二十万欧元，那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想中国不仅是社会稳定，要解决农民工的就业，我觉得更应该让大学生，不管他是毕业了六百万也好，七百万也好，八百万也好，他的就业应该是充分的，因为这个是以后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不是说是菱形嘛，大学生这个地方，就是最大的这个地方构成了中产阶层，这个地方的稳定，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中国的创新型企业，中国那些需要大学生、研究生，大量就业的企业，越多，就是说研发的这个需求越大，他们自身越强。那么大学生的就业就越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把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很好地解决好，一方面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研祥这样的研发机构，而且希望像他们这样的研发机构能够像一个老母鸡一样的，把它孵化出很多这个大学生在自己的各个行业里面创业，这样一种氛围和这样一种条件，使我们很多的大学生能够在这样的氛围当中，自己也创业起来。

　　龙永图：陈总，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中国广大的农民工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样一个基础，这是他们这些高科技产业必须服务的这样一个基础，如果忘掉这个基础，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产业，如果不对我们中国的主体的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重大的一个影响的话 ，他们也是空中楼阁他们的贡献还是很有限的，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的高科技企业，必须有非常清醒的这样一个认识。

　　第二环节：

　　主持人：龙先生，据我们了解，在这次金融危机之下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都显示出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对于自主创新这个理解是不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呢？

　　龙永图：从这次金融危机中看到真正具有知识产权的，有自己的品牌的这些企业基本上能站住，也可以使我们再一次地认识到中央原来谈到的自主创新的三种形式，实际上都是缺一不可的。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原始创新，陈总他们那就有很多的原始创新；还有一种就是集成创新，就是联合很多的企业，联合国内外的企业，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来进行创新；还有一种就是引进国外的技术我们把它消化掉，然后我们再创新。

　　陈志列：自主创新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我觉得看三个指标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刚才部长说的品牌，你一定就是有自己品牌的；第二就是你的技术的领先性；第三，定价权，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到致命的地步，为什么说这个东西，我敢在市场上说，我说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这对市场来讲这是最高荣誉了，这是靠产品和技术形成的不是靠资源垄断的，其他的方式形成的，那这种定价权，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它们能够做到这三条的话，我想这个竞争力就是非常强的。

　　吴子敬：我非常同意陈总说的那个思想，就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是中国的发展方向。那我想中国的企业这就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创新很不够，因为我们没有创新，在电子工业这一块没有我们的新，在工业这一块，我们没有我们的核心技术，同时，我们这两条都有的同时，我们没有品牌，所以这三条制约着我们的中国企业走不出去，所以，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去还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道路，否则我们人人，其实锦涛同志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要自主创新，从2004年12月4号到今年锦涛同志讲了一百多次，那么他讲这个思想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一次真的赶不上这个新型革命这个浪潮，我们中国找不到自己找不到方向。

　　陈志列：所以我坐在这是背后有汗的，觉着没让大家满意，我们这个创新没让大家满意。

　　主持人：为什么没让大家满意呢？

　　陈志列：对，这个我们做过深入的研究，发现最大的原因，跟这个居然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正比于长贷规模，我记得也是我偶像柳传志说过，他说联想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危机的，，就是短贷，就是每年都要还，这个东西要了命了，就是今年借明年还，今年借，还的时候保证账上有几个亿的钱要还它，那这就不能参与，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你全是短贷为主的话，这个企业什么叫创新，创新是要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做别人没做过的东西，这活一般一年干不完，我们在研究时候发现怎么也得两三年才有一个周期，而贷款是一年期的就得还，你不是逼着大家去做贸易吗，联想当年为什么贸工技开始，“贸”为什么打头？我个人认为，没跟柳总请教过，跟短贷有关系，如果社会和金融有一个长期的给他，谁不知道要做高端。

　　主持人：陈总，特别想问你研祥当时申请到的是长贷还是短贷？

　　陈志列：肯定是短贷。

　　主持人：也是短贷，那是怎么度过这个周期的呢？

　　龙永图：因为这主要是我们的金融体制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陈志列：对，这个是问题很多中国人在硅谷的那些大公司里面，那个么多人在那做，而且做了很多的东西出来，这个群体没有在国内出现过，这不是要反思一下吗？他们受得最好的教育是在中国，去查查北大清华，大学毕业才走，然后到了那干活，发挥这个东西，那你比较比较两边差在哪了吗？你看，硅谷的一个企业最小的时候就有长贷，什么叫长贷，VC，天使基金，不就是长贷吗？不让他还，给你几年，跟着你几年，这就是它最小的时候，做到一定规模以后，IPO，很容易，这是一种什么长贷，OK，实际上一个企业如果上市了，每年做几十个亿。

　　龙永图：它有很多的风险投资。

　　陈志列：对，中国缺这个环境，就是前面从一个小的时候到上市以后五年，这段其实，中国的金融配套没有给它提供一个让它做创新的，这样一个金融的条件。

　　吴子敬：其实这个我们政府已经明白地看到了，原来我们经济结构不合理，我们过多地依赖了储户，那么我们现在在调整，就是这一次国家会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许多金融政策，我们的许多的管理，我们许多制度跟目前的经济很不相适应、很不相符合，所以借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关头，所以不改革不行，不Chancing不行。

　　刘健：我觉得刚才陈总说了，研祥发展的一个核心的秘诀就是创新，一定要贴着市场走，而不是说你的创新，你越新越好，你越尖端越好，很有可能那样的话，你就会成为先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政府也是这样，政府实际上一定要在鼓励创新的时候，要记住小平同志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忠告，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一定要给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创造良好的的市场氛围，让它长大，这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政府应该对市场这方面宽松一些。

　　刘健：对。

　　主持人：我们现场还有很多朋友是来自企业的，各个企业的老总在这次危机当中，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观众一)：我所知道的应该像这个金融部门改变它原来的服务体制，其他的服务，包括他的老公部门，每个人上岗，打工仔要打工，需要这样那样的手续，在外面打工要做一套手续，可能就要花几百快钱，往返家乡要一次到两次，这是给企业，给打工者，造成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个应该简化手续。

　　主持人：好，谢谢您，还有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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