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善哲 王世玲 北京报道

　　医疗保险目前的基本制度框架是“3＋1”，即“三项制度，一个救助”，对就业人员实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非就业人员实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民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加上一个医疗社会救助。这些制度基本上覆盖了全部人群。目前医疗保险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所有的人能够对号入座，能够进入这个体系。

　　最近也出台了一些灵活政策。比如，一些灵活就业的年轻人收入比较低，无法承受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那么就允许他们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因为这样能够得到财政补贴，相对来说个人缴费要少一点。再比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可以选择参加城市里的农民工医疗保险，也可以选择在农村参加新农合。

　　这些制度安排都增加了我们社保体制的弹性。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针对某一类人群的特殊政策就会导致社保制度的“碎片化”。

　　《21世纪》：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割裂的体制，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劳动者的流动很频繁，不但是跨地域，而且跨行业，导致人的身份也在不断变换。我们目前这种体制是否会不适应劳动者流动的需求？

　　何平：你要看到，不管是针对哪一类人群，我们制度的基本模式是一致的。以各种养老保险为例，都是基础性养老金＋个人账户模式。各种医疗保险也是同样的模式，都是先保住院和大病，再保一般门诊。在基本模式一样的基础上，不同人群的缴费标准和待遇水平有差别。但是，基本模式的一致确保了我们为日后的衔接留下了余地。

　　依我看，在人的流动过程中，社保的衔接不会是特别难的问题。流动的人口总数总归是少数。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事实，比如养老保险，真正跨省市流动的比例不会很高，也就是万分之几。

　　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社保的转移续接问题。它不是简单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体制利益调整的问题。我们的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太低，各地都有保护性的政策，不愿接收快要退休的老人。而且，如果自由衔接的话，我们要防止制度上的漏洞。最后大家可能都愿意跑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退休，因为可以拿到更高的退休金。这就需要防止个人的道德风险。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解决途径就是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接下去两年内我们就要实现省级统筹。实现省级统筹的标准和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允许有过渡期。接下去就可以朝全国统筹的目标迈进。本届政府要力争解决基础性养老金的全国统筹，这样就可以实现全国的流动了。

　　至于医疗保险，流动问题和异地就诊问题是人大代表反映最强烈的。但是一般老百姓和政策制定者的考虑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异地就诊和跨地域流动过于方便，那么所有人都会跑到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去看病，这些城市的医院会承受不了。医保的问题在西方也是如此。老百姓要先去社区医院，然后由那里的医生选择转到哪个医院。如果那个医院没有床位，还要长时间的等待。即使是看个门诊，也要预约。老百姓有这个需求，但是管理层面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是这么做的。如果我们还不具备这样的财力和管理能力，而过早地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到时候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