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善哲 王世玲 北京报道

　　《21世纪》：十七大提出在2020年建立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目前，围绕我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存有争议。一些人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物质财富，因此可以大力提高全民的社保待遇；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过早地提高全民福利，会导致中国感染西方国家的“福利病”，从而增加生产部门的成本，影响国家竞争力。您认为应该如何把握经济发展和提高民众社会保障福利之间的平衡？

　　何平：我想我们应该既要吸收中国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也要防止重蹈西方国家一百多年的覆辙。有人说主要的教训是社会的福利病，但是这个看法太简单笼统。我认为，社会福利政策从根本上要和经济发展保持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中国应该建立的是一种“发展型”的社会保障体系。

　　什么是“发展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将它的特点归纳为三点。

　　首先，“发展型”的社会福利政策必须有利于经济增长。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采取的社会福利政策必须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不应该简单地移植或者攀比西方福利国家的理念和方法。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此，有一些人过于乐观，认为是到了调整相关政策的时候。因此，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在环保和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采取了一些现在看来“用药过猛”的政策，加剧了现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们实体经济所承受的压力。毫无疑问，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造成的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对这些政策的反省，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社会福利政策。

　　第二，“发展型”的社会保障政策必须立足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提升。

　　很多人对社会福利的认识还停留在简单的被动式的补救上。比如，有人下岗了，政府就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的一大特征是“上游干预”，或者说“重心前移”。具体地说，政府应该首先立足于保障劳动者的就业，即使在失业之后，也应该通过适当的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从而尽快就业。这就是一种积极的社会保障理念。

　　这也是来自西方福利国家的一个经验教训。我考察了很多西方国家，包括北欧的一些福利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比较好，最后却造成有20％左右的年轻人不工作，永远无法融入社会。他们衣食无忧，但是个人的发展需要社会归属感，由于不工作，他们与整个社会产生了隔阂。这些国家的很多社会问题，就是从这20％的人群中产生的。

　　第三，“发展型”的社会保障政策要避免盲目地追求绝对平等化。

　　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盲目地追求城乡的完全平等，要避免南美社会的经验教训。“南美病”的主要原因是，大量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城市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很好，以为所有问题都可以很好解决。但是农民进入城市，没有就业能力，就会在城市沉淀下来，形成独特的群体，产生很多贫民窟。这些贫民窟的贫困是世代相传的。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这一次土地制度的改革非常好，可以防止“南美病”的发生。

　　如今，整个中国社会都朝向市民社会发展，民众的民主意识增强了，追求自由平等成了很多社会精英的理想。但是，我们国家客观上又有这么多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城乡差距巨大，适应目前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层级结构已经形成。客观地说，目前这种社会结构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此，对于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加大等社会不公问题，我们要在一定程度内予以容忍。如果不承认这种差距，可能会让社会丧失前进的动力。

　　《21世纪》：建设“发展型”的社会福利体系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