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善哲 王世玲 北京报道

　　编者按

　　养老保险正在向每个中国农民走来。5000年来，在“养儿防老”之外，他们第一次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更令人期待的是，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在2020年建立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人会怀疑，中国社会一场最深刻的变革会因此而发生。

　　但是，和变革一起出现的，是剧烈的争论，“福利病”、“拉美病”……其他国家提供给中国的不止是经验，还有沉痛的教训。如何弥合全国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梦想和政府现实支付能力之间的差距，是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

　　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可能会成为中国推进社保制度改革的契机。

　　下半年，中央政府紧急宣布了一系列启动内需的计划。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此时改革社保制度、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尤其是完善农村以及农民工的社保网络，可以有效地减轻民众负担、拉动内需。这样的做法，曾经被多个西方国家证明是有效的。

　　而中国政府的工作计划中，分别覆盖城市、农村以及农民工三个群体的养老保险体系都正在进一步完善。

　　“中国应该建立‘发展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的所长何平的设想中，中国的福利体系必须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契合。他最担心的是，一旦政府给出太多的承诺，超出政府长期的支付能力，那么一旦取消这些福利待遇，势必会以社会动荡为代价。

　　应急性措施不能破坏长期的制度建设

　　《21世纪》：目前，我国的实体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启动内需再次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政策选择。现阶段加大对社保的投入，可以有效撬动内需，这已经被西方国家的经验所证明。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何平：这确实是目前比较迫切的事情。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现在采取的一些应急性举措不能破坏长期的制度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现在政府采取了很多应急性的措施，我们的投入很慷慨，希望通过政府作用弥补市场需求的不足。但是，如果盲目地大规模投入，也容易对未来的长期体制形成负担，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我们必须区分哪些问题是需要应急的，哪些问题是会形成长期负担的。

　　比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问题，过去一直没有解决，但是今年上半年解决了一部分。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决定要加大投入，上半年给了80亿元，下半年再给400亿元，这样，就能把企业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一次性地纳入医疗保险里来。借这个机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认为这也算公平合理，解决了之后也不会引起长期的问题。

　　再比如，国家已经连续六年增加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如果再提高，我认为就会破坏长期的体制。因为，现在很多中西部地区的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水平已经高于当地在职职工的工资水平了。工作的工资还不如退休拿的养老金高，这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想方设法早日退休，包括修改户口本年龄等。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是，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跟在职人员的工资水平保持一定的比例，前者要比后者少。我们原来的养老保险也遵循了这个机制，鼓励人们多缴费、晚退休，就是退休越晚的人拿的养老金越多。但是，现在全国运动式地大幅度增加养老金，就破坏了这种机制。

　　如今中央提倡解决民生问题，不排除一些地方可能“顺竿爬”，盲目地提高民众的福利。短期来看，地方政府可能有这个财力，但是长期来看，可能就超越了政府的可持续承受的能力。福利制度是刚性的，不可逆，一旦建立，再取消老百姓就不高兴了，会引发不稳定。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更要注意协调应急性措施和长期的制度建设之间的平衡。

　　中国应该建设“发展型”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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