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相对重工业，轻工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已经在持续减弱。但是“1997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以后，新的主导行业并没有形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经部部长刘世锦分析道，“这种局面直到2002年下半年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他说的“实质性变化”就是，由于处在终端需求的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拉动，市场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化工行业的需求大增，以上两个方面又拉动了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的增长。“在由这种逻辑关系构成的增长格局中，快速增长的行业大多数属于重化工业。”刘世锦说。研究者们相信，目前这种发展态势正契合了大部分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经验的，它们基本上也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业-服务业这么一个链条走过来的。

　　棉纺织业是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最先得到工业化的产业，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以受益最大的美国为例，主要的突破则是建立起了钢铁、石油、化学、汽车等行业的生产体系，诞生了影响工业世界百年的企业，比如卡内基、标准石油、杜邦、福特等等。和中国邻近的几个国家(地区)的发展经验也证明，重化工业企业的发达繁荣才意味着一个国家(地区)完整工业体系的确立。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50来年后，进入1920年代，重工业开始迅速成长；台湾，当局在五六十年代大力扶植纺织业的发展和出口，而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即开始在台推行“重化工业”革命，以“人造纤维、塑胶-石化”及“金属制品、机械-钢铁”两大系列作为代表，加速发展资本及技术密集工业，以“进口替代”战略建立台湾自己的重化工业，这次浪潮托起了台湾有名的中钢公司以及后来的台湾首富—王永庆家族(台塑集团)；韩国也是在70年代开始重工化道路，政府制定“重化学工业”计划,把钢铁、机械、石油、化学、造船、电子、有色金属列为6大“战略产业”加以扶持。

　　中国虽曾和前苏联一样，在轻工发展之前就优先发展重工，不过用刘世锦的话说，那是“没有居民消费基础”的发展，最后难免身陷困境；另外一个重大不同是，那时更没有民间资本的参与，没有刘永行们—今天中国的重化工业走入的是一个“企业家时代”。

　　那么，曾经在饲料、电子、地产、纺织等产业领域里取得过巨大成功的这些企业家，他们会以何种手段来撬动重工？他们撬得动吗？

　　他们有可能因此失败，他们也有可能因此伟大，我们只是看到了一场大幕的开启而已。

　　“新人”肖像

　　是什么推动着他们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赶来，站到一条条全新且类似的起跑线上？能不能为这些重工业的“新人”们画一个带有他们某些共同特征的肖像？

　　1、主业做了一、二十年，有产业战略转型的紧迫感

　　鄂尔多斯王林祥、东方希望刘永行、春兰陶建幸，这些将原来的主业做到相当规模的企业家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即使可以将主业规模继续做大，业务却面临着边际利润下降的危险。

　　陶建幸说：“别人是占有率至上，而我是利润至上。为什么非要在一个领域做大？谁规定我一定要做空调的？”他称他国内那些竞争优势一在营销、二在大规模生产的企业称为“壳企业”，看上去很大，但做得很辛苦。有丰富的股市投资经验的陶，做产业也一样，在把利润做到最高点之前就撒手。那么到哪儿去寻找第二、第三产业呢？陶建幸认为一般做传统产业起家的企业仍然是在传统产业里寻找可以互补的产业，但是他举出GE、三星、松下的例子，认为大公司应该沿着传统产业-现代产业-未来产业三个台阶爬升。所以，当他认为春兰在家电业已经做到尽头的时候，他选择了将商用车、新能源作为春兰的第二和第三个台阶。春兰是当年家电业第一阵营里惟一一个走出家电混战、实现产业转型的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