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改革的难点是形成有效而有序的市场经济

　　专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桐欣 (整理)

　　改革的难点，是形成一个有效而有序的市场经济。达到目标，我想是最基本的制度和有关制度的观念的转变，涉及到执法思想，政府定位，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互的关系

　　在过去的30年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推进，中国转型经济学也在不断走向深入，在大量文献和论述中，有一位学者做了许多开创性研究，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近日，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与《第一财经日报》联合专访了樊纲。

　　释义改革与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这30年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什么？

　　樊纲：我提供一个转轨经济学的视角，这30年，是一个逐步建立新制度的过程，这通常叫做体制转轨。但我更想强调的是，转轨过程的核心问题，不是打破旧制度，我们的30年，很大程度上开始建立起新的制度。

　　中国的30年不仅是制度建立的过程，不仅是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这30年还是个发展的过程。中国是两种经济体的结合，一方面既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体制转轨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以，我们通常说改革和发展，不要小看这两个词，它涵盖了中国经济的两大基本特点，也是最大的难题，而且这两者是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人讨论，过去30年，改革释放了很多效率、能量，同时发展也给中国带来效率的释放。最近，你们通过一些定量研究评估过去的30年。有没有一个大致的结论，到底是改革带来的效率更高，还是发展带来的效率更高？

　　樊纲：GDP的增长率是我们要解释的变量。用什么因素解释它呢？有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一些有关改革的因素，比如，民营企业的发展、政府对价格以及对企业管制的减少，国家财政占GDP比重的变化等，反映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变化，这些应该说都属于体制变量。同时，又有一些增长变量，比如投入都是增长的，资本积累、储蓄、劳动力的增长值、教育、城市化，科研等，还有基础设施等，这些从道理来讲都是发展，它们共同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们基本的结论是，扣除数量的投入，全要素生产力就是衡量效率改进的因素，应该说体制改革的部分，也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大概能解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从定量角度来讲，应该说接近一半。如果再考虑发展的变量里面，也有一些制度变量，比如教育改革，还有科技体制改革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应该说改革对于我们几十年的增长，特别是效率的增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些关于企业的改革，和整个国家运行机制的改进，定价制度，市场制度，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没有30年的改革，解释不了现在的增长。

　　《第一财经日报》：过去30年，改革到底是怎么进行的？你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不断有一些关于改革的开创性的论文，比如关于平行推进还是循序渐进，你还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过渡性杂种”，还谈到改革动态的过程等。你能否介绍一下提出这些理论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