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改革的难点是形成有效而有序的市场经济(3)

　　百分之三十，现在看来是很畸形，在英文里是一个混合体的概念。一个股权分置的资本市场，发展起来以后，问题就开始逐渐暴露。但一开始至少把股市建立起来了，居民也开始买股了，然后监管的问题也逐步暴露，法律开始形成，其他都改得差不多的时候，机构也开始形成，监管也开始发展了。越来越暴露出这个瓶颈问题。大家发现，这是必改不可的了。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最初时的情况了。中国整个经济体系变了，法律体系、监管体系、资本各种条件、机构、金融、银行等，都已经建立，企业已经发展起来了。所以，它在各种制度、其他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互相制约的过程中完成了过渡。

　　有一个机构写了一本股改的书，找我写个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中国的股票市场在过去30年，有两个最大的动作，第一是开始股权分置的股市，第二就是前几年改革这个股权分置，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真实意义上的股市。股改在转轨经济学上，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另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也是在当时的各种条件约束下产生的。当时人们的习惯都是为集体工作。我问过一个企业家，当时怎么不搞私人企业。他说，当时搞私人企业，都没有人给我干活，没人合作。就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它一旦发展起来，新的因素开始起作用，开始向前推进。所以，这些年乡镇企业不断改变，走了一部分股份合作制，第二次股份再改，再变成了相对完整的民营企业。

　　《第一财经日报》：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否能有一个更完整的整体方案，推进改革。你是否认为，整体的改革，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但事实上不太可能？

　　樊纲：事实上，因为人们的信息是不完全的，而改革本身充满了各种风险、各种波动。所以，人们为了规避风险，在一定意义上也会选择比较渐进的方法。

　　我想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条件下，在我们的利益结构、知识结构、历史背景下，我们得解释为什么没有走这条路，这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然后再去说明，什么样的因素决定我们做出这种选择。刚才说的，包括“摩擦成本”、利益冲突等，怎么使人们走上这条改革的道路。我想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计划都因为知识不足，信息不足没搞好，我们怎么可能用计划的办法搞市场化改革。邓小平在计划经济运行了近30年的情况下，发现了问题，然后提出了这个观点，即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套过河的完整计划，但要朝河那个方向走。我们开始走起来看，我相信这里面，有它合理的逻辑。

　　我对这个逻辑的解释，第一是当时利益的结构，第二是我们的知识结构，信息结构，对制度的理解，对市场的理解，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条件下，开始朝那个方向转轨，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而且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所以，回过头来再批判，为什么一开始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用300天，500天实现这个计划？这有点理想主义，而且无法解释，无法正确理解整个改革的进程。

　　下一个30年的突破

　　《第一财经日报》：你也在很多场合讲到，中国的改革目前还是在初级阶段，能不能简单阐述下一步的改革最关键要在哪些地方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