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改革的难点是形成有效而有序的市场经济(2)

　　樊纲：这个根源是改革的实践过程。这些年一直在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概念，不仅说明改革的进程，而且还为下一阶段改革提供一些理论工具或者思想上的启示。上世纪90年代初，写过两三篇关于改革的文章。谈到改革的利益冲突， 1991年我写了一篇论文，系统分析了为什么改革是一个利益冲突的过程，什么样的利益是可以用补偿来化解，什么样的利益冲突补偿也不解决问题，例如绝对收入如果发生变化是补偿不过来的。那么就要研究改革的阻力究竟来自哪些地方？利益集团是怎么回事？有哪些既得利益集团？哪些利益只能在长期过程中获得回报，短期利益当中就有阵痛，大家对阵痛的顾虑怎么引起了改革？

　　如果希望改革比较平稳，必须适当照顾既得利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双轨制。所以，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改革的方向就是，赶快建立新制度，但是要给一些既得利益适当的保护和补偿。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结构就会发生变化。2000年左右，写了一篇文章阐述改革的动态过程。只要新体制比旧体制更有效率，它一定最终能够取代旧体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利益结构会不断发生调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新体制，整体体制也会向新体制并轨。所以，改革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毁灭、打破旧体制，而是怎么建立新体制。

　　还有一些概念，就是刚才提到的例如“过渡性杂种”，还有循序渐进还是平稳推进的问题。这些都是转轨理论的另一套问题，一个制度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中有各种制度因素，这些制度因素会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很多时候，由于其他体制的制约，这一个体制也不可能往前走得多远，想改也改不动，如果硬要改，会产生很多冲突。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用过一个概念叫“摩擦成本”，就是改革各种体制间的“摩擦成本”。2000年初，发现另一个词可能更适合一点，叫“不协调成本”，就是说计划体制自我是协调的，市场经济自我也是协调的，但就在这两者之间过渡过程中，很多地方都不协调，就会产生混乱、无效率，甚至是增长下降、社会冲突等。如果不顾这些“不协调成本”，采取比较激进的做法，可能产生很大的混乱。我们采取所谓渐进的方法，补偿旧利益，适当维护一些既得利益，可能不是一步到位，效率改进的速度慢一点，但避免了改革过程中的“不协调成本”。也因此产生一些过渡性制度，它在各种制度共同约束下形成，所以我把它叫做“过渡性杂种”。

　　股权分置与乡镇企业的“过渡性”

　　《第一财经日报》：谈到“过渡性杂种”，股改可能是非常好的案例。现在处理后股改时代的很多问题，大家可能非常关注这个话题，你能否从“过渡性杂种”的角度谈谈股改？

　　樊纲：股改应该也是比较典型的事情。现在大家可能会问，一开始怎么搞了一个股权分置？这时回想开始的情况，我们既没有产权的法律，也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没有什么监管制度，也没有相关的一些机构。

　　但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不搞股权分置，我们的股票市场迟迟开不了，建不起来就会耽误制度本身和这个制度所要求的其他各种制度因素的发展。所以，按照制度转轨经济学的道理，就是赶快启动一些新的制度。新制度建立起来后，旧制度的问题会暴露出来，然后进一步发展这个体制的条件也会逐步成熟。到那时可以再进行下一阶段改革，把这个体制逐步完善。我想，我们几十年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