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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林
当把一枚欧元金币扔上半空，来决定风尚和文化导向时，存在多种结果。
人们常说去法国就为了三件事：巴黎，城堡和卢浮宫，尽管当下塞纳河两岸晚上九点还是蓝天，而拉法兰随着《欧盟宪法条约》的全民公决以反对票逾半数的结果成为了前总
理，拨开人们以往对蒙马特高地的怀恋之情，欧币越来越具有现实主义风采。
其实，金钱财富就是被推到第一线的现实筹码，这是等级社会的门槛，而浪漫只是艺术或旅游情境中的玻璃反光。
现代人对越来越汹涌的主流，譬如财富等级、奢侈品、名人效应等趋势的认同和追逐，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与集体节律的合拍正是幸福生活的一种体现，连国家统计学指标也建立在“大多数”的基础上，一切都无可厚非。
但是，为什么作为“大多数”就不能容忍那“一小撮”的异想，有些人想停顿，想掉队，想另走歪路，这只是出自于他内心的真实声音，可并不会得到其他人的认可。
想起了一些人是完全凭着语言生存的。比如律师、政治家、演员、歌手和诗人。这些人的一切，完全取决于他内心的需求。小说家茨威格，就一直在两个钟摆中摇摆。然而，茨威格的内心声音并不因为写作就得到了改变。
1942年2月23日，茨威格与妻子一起在里约热内卢附近的佩特罗波利斯自杀。他的内心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取舍。
茨威格是一个忧郁的人，他对这个世界要得太多，同样，他对这个世界的“不要”也太多了。
其实，他连当下那些背包走天下的普通人的境界都达不到，又如何能与那些拿着卡，从蒙田大道上一路买奢侈品的贵妇相比。
茨威格意识到“写作是一种无能的选择，写作只是为了保持正常”。与茨威格类似的人很难做到的，在“大多数”那里却根本不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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