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利股份的高管层出事了！由于有几个月前沸沸扬扬的“独董事件”作为铺垫，这则新闻之于业界的震撼力远不像业外那样强烈，因为事情的原委早已由那位曾任独立董事讲得差不多了。但是伊利高管挪用公款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却提出了一个问题：伊利的股东为什么在历时几年的整个过程中集体失语？
12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报道伊利股份五名高管被刑事拘留，地方政府委派一名副
市长和副书记进驻企业。12月22日，《中国证券报》报道伊利股份已经于20日召开临时董事会和监事会议，决定由代表呼和浩特国资局的副董事长主持董事会。伊利股份尽管已经发布了董事会公告，但还是没有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公告，看来，只有那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还惦记着股东。至于董事长和多位高管的沉浮以及企业的兴衰，似乎和各位股东关系不大，倒是更关系到政府部门的稳定和发展大计。
尴尬的是，郑俊怀等3位董事理论上还具有董事的权力，因为伊利股份的公司章程第109条写着：郑俊怀等董事行为不当后应当主动辞职，否则董事会应建议股东大会撤换。章程第50条也明明白白写着，只有股东有更换董事的权力。此刻人们不禁要问，都已经刑事拘留了，还不换那3位董事，要等到什么时候？要换董事，还不公告召开股东会，要等到什么时候？显然，行政的力量在主导整个事情的进程，至于大小股东们，暂时还不在权力部门的考虑之列。不过这也不奇怪，类似的先例也多，南方证券被接管了多日，第一大股东才知道怎么回事，忙不迭地发公告。
要说是行政部门忽视股东的权益也不完全对，毕竟证券监管部门也在插手整个事情，这是极力倡导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部门，他不可能不懂得股东的权力边界在哪里。要找责任，也只能说大小股东们不争气，若当真让行政部门认真等着股东来投票，还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呢。
记得2004年8月4日的临时股东大会公告说：审议罢免独立董事俞伯伟的投票结果是反对意见190万股，仅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34％。10月20日临时股东大会公告上，顺应郑俊怀意志的独立董事推选方案0票反对。至于独立董事曾经提到的违规国债投资事件，既没有在股东大会上讨论过，也没有股东提案。值得注意的是：伊利股份的股份是相当分散的，第一大股东持股5605万股，仅占14.33％，非流通股也只占有34％。从2004年三季度季报看，前10大流通股股东（9个是基金）共持股6017万，占总股本的15％，流通股股东的意见显然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可见，即便是维权呼声最高的流通股股东，包括代表所谓理性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也没有真正在整个“独董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没有对伊利股份的巨额违规投资发出自己的声音。难道这些机构投资者和小散户一样有搭便车的心理？还是投鼠忌器呢？
回溯以往，2003年3月，金信信托以每股10元的价格收购伊利股份原股东呼和浩特财政局持有的2802万股（折合送股后的5605万股）国家股，当时无论媒体还是市场，表现的都是皆大欢喜。但从现在的报道看来，郑怀俊等人挪用公款的行为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发生，那么，财政局在欣喜于投资的大幅溢价回报之前，是否就履行了股东的监管责任呢？没有，也是一个搭便车者。
这么多的老股东和新股东都在搭便车，开车的是谁呢？当然是郑怀俊等核心管理人员了。由此不难推断，在伊利股份，小股东想搭大股东的车，大股东想搭经理人员的车，谁也不管开车的人，开车的人难免会有想法，他要琢磨这车开得值不值了。
这和郎咸平教授的“保姆”理论沾上边了，伊利高管对公司的贡献不可谓不巨大，但是，据2003年年报披露：前3位高管兑现的2002年年薪为512万元，2002年伊利股份税后利润1.4亿元。坦率地说，管理层对薪酬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关系到股东的第二重失职：为什么不能够给经理人合适的报酬呢？
长期以来，谴责大股东欺凌小股东的话说了很多，但是有发言权的小股东的不作为却是更难解决的问题。不仅国有股东会缺位，非国有的股东，即便是流通股股东，也会缺位。这种缺位必然导致对经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的双重缺失。
郑怀俊如果不是深爱伊利股份，他会冒险持股吗？失去了郑怀俊的伊利，真的还会在激烈竞争的乳业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吗？
本报特约评论员：谭为民
《市场报》 (2004年12月24日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