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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向永图为国家大剧院圆顶局部。
本报记者 张向永摄
9月21日，处于风口浪尖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安德鲁说，他对“北京成为世界建筑师的‘试验场’”这一说法表示反对。
也许是巧合。9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建设工程在北京市朝阳区CBD核心区奠基，这意味着饱受争议的央视新大楼工程正式进入建设阶段。
这是否就意味着“洋建筑试验场”之争尘埃落定，最终“洋建筑”占据了上风呢？
争论，难以尘埃落定
从“蛋壳”（国家大剧院）到“鸟巢”（奥运会主体育场），再到首都机场新航站楼，以及刚刚动工的央视大楼，中国建筑界针对国际建筑大师越来越多的承担起中国标志性大型建筑设计的现象，始终争论不息。争论的内容从究竟谁该为建设这种标志性建筑的巨额代价埋单，到批判这种现象究竟是不是建筑的殖民倾向。
以中国建筑界泰斗两院院士吴良镛及著名建筑师吴晨为代表的一些建筑师，公开批判这种现象是一种建筑的殖民主义倾向，称国际大师将中国作为了“实验场”。而另一些建筑家和批评家则对他们的这种批评持反对态度，认为建筑的民族主义代表——“大屋顶”20年来早已证明是失败之举，国际大师把天才设计带入北京将势必带动中国建筑水平的飞跃，排斥国外大师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国际上，一些媒体也把奥运会前的北京所进行的建设，描绘成了一场不计成本的豪华实验。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表示，有什么新主意新方案要付诸实施，在北京都可能做到，但其他地方不会允许。
对于安德鲁9月21日的说法，反对者更是难以认同：以进入中国的外国建筑公司数量为标准，为“试验场”之争作结论，显然混淆了概念。因为中国并不拒绝外国建筑公司的进入，中国拒绝的是那些“其它地方不会允许”的建筑。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争论远远不到结束的时候。
思考，觉醒的尴尬
争论必将促进更深层次的思考，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由于中国建筑教育起步较晚，而且因为自我封闭，没能“与时俱进”，使得中国建筑设计师的整体水平与世界一流水平有一定差距。
建设部外事司司长李先逵直击中国建筑界自身的软肋：“中西文化要交融是必然的历史趋势。你要开放就不能挡住，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免疫力、抗争力或者创造力来对待这个问题。而我们首先就是理论混乱，认识混乱，说不清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秦佑国教授也再度拿出自己几年前已经提出的看法：“中国建筑在工艺技术上一方面丢失了传统手工艺，一方面现代工艺又没有进步。”
对于地域文化的冲突，著名建筑评论家王明贤有更为深刻的思考，“国际大师现代性建筑与北京城市环境不协调的问题是一个城市规划的整体问题，不是某个建筑自身的问题。”
随着争论从学术层面过渡到文化层面，觉醒也开始从具体现象升至殖民主义的高度。
在一次建筑论坛上，吴晨借用印度著名建筑家柯里亚的告诫，再次发表了对实验场现象的激烈批判：“我们不反对国外先进的技术、理论在这里进行创造，但是我们要反对建筑的殖民文化；我们不反对向国外的卓越大师们虚心学习，但是我们要反对建筑文化中的自觉殖民主义。”
耐人寻味的是，在安德鲁9月21日作出表态之前，没有任何一位身陷争论而饱受质疑的“洋建筑师”站出来应场。
仿佛是无奈，抑或是疼痛。日前，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吴良镛，这样勉励他的建筑学博士研究生们：“一个建筑并不是不考虑美观，但花多大的代价得到什么样的美观，以及是不是只有惟一的途径才能得到美观，不能不考虑。中国现在并没有富得不在乎这几十亿。”
归宿，文化是根
无论争论的过程怎样，结果只能有一个。相对于“民族的，还是世界的”？立场的泾渭分明，文化是根，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
建筑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是人们在城市中最容易看到的最直观的历史。中国建筑学会教授级高级建筑师顾孟潮指出，城市面貌越来越趋同，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氛围，就是所谓的“城市记忆”消失。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城市记忆如城市建筑等受到损坏乃至毁灭后而产生的综合性后遗症所致。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更是一种误解与迷失。吴良镛对此深为担忧，“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的优秀文化的同时，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尊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他同时指出，“‘中学’和‘西学’要结合起来，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笼。”
建设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陈为邦教授说，西方建筑和城市建设文化的进一步融入中国，反映了我们建筑思想和城市规划思想的进步与开放。然而，我们又应该非常冷静地看到，并非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更不可迷信外国文化，而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信心。相反，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都应当努力开创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要确立上对祖先，下对后人的无愧心态。
《市场报》 (2004年10月15日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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