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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被推迟的开庭
12月17日一大早，不少安国市淤村的村民来到法院门口准备旁听一起涉及本村的案件开庭。可是法院临时通知，暂不开庭。
曹立明和杨国柱是检察院起诉的主角，他们分别是淤村村委副主任和村委委员，二人
在经过十天的看守所生活后现已被取保候审。公安局和检察院逮捕及公诉的主要理由是二人在未办理树木砍伐证的情况下，以改造低压电为由，将村集体的树木砍伐卖掉。
记者得到的安国电力局2002年11月13日开具的“危急安全通知单”指出，淤村北515、10KV线路南侧路北杨树距10KV线路达不到安全距离，依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应尽快砍伐。该文签收人即为曹立明和杨国柱。
“我们是在2002年12月12日召开干部、党员及村民大会的，大家讨论后通过砍伐意见。而且2800元卖树款都缴给了村里。”曹立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让曹立明和杨国柱不解的是为什么时隔半年多后的2003年9月26日，公安机关要将自己逮捕。“《电力法》第53条规定在一发规划电力设施保护区前种植的植物防碍电力设施安全的，应当修剪或砍伐。这是村支部和群众代表决定的，就是责任人也应该是村主任或党支书啊，怎么也轮不到我们两个通知签收人。”杨国柱这样说。
购得这78棵杨树的安国市北流罗村安学军证实，78棵树中58棵是枯树和被烧毁的树木，存活的杨树只有20棵，共出木材四方。
安国电力局淤村所强调这样树木的存在可能造成大面积停电，“故我所依法通知村委进行砍伐”。河北省电力公司安检部一位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高压线下违规建筑和植物国家法律都是禁止的，但对具体处理电力部门和林业绿化部门有些不同看法。
“这个村子里有两个派系，矛盾是比较多。但法律毕竟是法律，我认为司法部门不会无故抓人的。”药市办事处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王红岩对记者说。
王红岩书记所说的“派系”矛盾在曹立明和杨国柱看来就是因为2003年8月31日淤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日早四点，淤村支部书记曹火英和另外几十村民围住药市办事处，“破坏选举正常进行”。
据一位当时在场的官员讲，当天围住办事处的村民大约有60人，后来在办事处的会议室内对话。曹火英和这些村民的理由是村民代表产生不合规，存在贿选问题。“选举太混乱了，很多选民证没发下去，有的却一个人拿着几十张。”曹火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王红岩书记的桌子上放着张塑料板，上面写着“谁把百姓挂心上，百姓把谁记心中。”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淤村的事情市委9月30日已派了审计、财政、纪委、法院等部门联合调查组调查，在列出的28个问题中，目前已有21个基本查清，核心是帐务问题。市委给调查组定的最后期限是2004年1月底。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当地北河村、姬村、淤村在今年4月6日的市人大代表选举日内，未发选民证、未开会，也没有广播通知和公开唱票。平山：小城之夜
石家庄西北的平山县有座“县标”，上面写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背后的方向就可以到达1949年毛泽东说“进京赶考”时的所在地——西柏坡。
12月17日夜，在这个“县标”下，一位62岁的老人悠闲地散步。“以前全县最高的楼就是新华书店的二层楼，现在变化很大了。”
这位老人1988年退休前在不远的一个军工厂工作，那时的军工厂还是很多人羡慕的地方。不过现在不行了。他半开玩笑地说，“我还拿着毛泽东时代的老八级工资呢，改革开放的工资没拿几天啊！”他现在一个月500元退休金，生活刚刚好。
有当地人给这个小县城取了外号叫“小深圳”。“北京的香油13元一斤，我们这要15元；你们那豆腐9毛一斤，平山1.2块啊。”一个小商贩告诉记者，“我们这远，运费贵啊。”
老人将记者引到县城的中心——中山广场。冬夜的广场除了五六个打着桌球的年轻人，就是一两个卖麻辣烫的小摊。球桌和小摊上几个灯泡摇曳着发出暗淡的光。
一个面貌清秀的中年摊贩告诉记者，他是原县城食品公司的下岗工人，1990年部队复员后进入公司。去年10月，食品公司破产卖给了私人，他们这样的工人得到一次性离岗补偿费5000元，以后看病什么都得自理，他成了没单位的人。“我卖麻辣烫好的时候一天挣上30块左右，象今天这样的冷天气，我也就赚十七八块。”他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一，一个三年级。
“现在我们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国退民进。目前县里民营经济纳税额约占全部税收的1／3，另外的部分是旅游收入。国有性质的工业企业现在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平山县经济贸易局局长王兰向记者介绍说。
就在同一个夜晚，中山广场的一角，一个拱形大门内蹦出来五六个十七八岁大的孩子。这是当地比较红火的一个迪厅。昏暗的大厅两边坐满了大约200人。音乐渐高渐急。他们中的大半跳上大厅中央的地台，快活地舞动起来。地台背后是个更高的舞台，一个二十上下的女孩投入地领舞。
“没什么地方去啊！也就来来这了。”一位二十三岁的短发女孩对记者说。她是平山现在效益最好的西柏坡电力公司的职工，一月1500元的工资让她比县城通常400元工资高了几倍。“还是不够花！这个月花2000多换了个手机，要借钱了！”她一边随音乐左右摇动着头发，一边对记者说。
据迪厅一位服务员说，来此玩的一多半是二十多的年轻人，另一些是在校学生。记者和三个结队而来的十几岁样子的女孩聊起来，他们都是初三学生。几个人是约好“偷跑”出家放松一下的。
地台上灯光变换，大家的叫声和身体一样此起彼伏。记者身边一个身着西服的高大男人挥舞着右拳舞蹈，象在宣誓。服务员告诉记者他们是迪厅雇来的保安，因为年轻人时常在这里发生“磨擦”。西柏坡：“城市”与“郊区”
通向西柏坡村的大道现在很平坦。
道路穿过苏家庄时两边立满了人。迎着冬日清冷的阳光，他们多是裹紧棉袄倚在高高的白杨树脚下，守候着地上一两堆编织袋包起的山药粉。在不足百米的路边，这样的山药粉摊密密排起了近百家。
“解放前这里都是解放军，他们不敢住我们村子里，就在山上住。村里小伙都跟上他们去了。”一位七十岁的老奶奶脸庞通红，她每天托人将自家产的山药粉送到这里，粉条是冬日百姓主要的下饭菜。“一斤两块五，你摸摸看，全是干干的，很好的。”
临近西柏坡纪念馆的路边有个空场，竖立着一块大型宣传牌，上面是姚明高大的形象。
从毛泽东1949年前后在西柏坡的故居后面，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阎朝书家。她是西柏坡村支书刘力伟的母亲，老党员。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来西柏坡学习考察召开座谈会时，阎朝书就坐在他的右手边。那时十六大刚刚闭幕半个多月。“我和村里说自己年纪大了，背不动了。村里就选了几个年轻人，光背汇报材料就背了三天三夜。”
阎朝书印象深刻的还有1994年温家宝来她家做客后出门时的问话——“你说你养鱼一年能收入一两万，是真的吗？不要说假话，我来是要听实话的。”阎朝书向温家宝细细算了鱼的价钱，并说自己从不说假话。
这个170多人，60余户的小山村因为历史的原因而比周边村庄红火不少。据村会计阎对虎介绍，村里一多半人家都开了饭馆或是外出打工，人均年平均收入大约在3000元左右。
“不过我们这里的差距也不小，离西柏坡纪念馆和大路近的人家开饭馆很多，一年收入多的有十几万，而象我们这样在村子里头的家庭有的也就刚过千元。大家开玩笑说靠公路那边是西柏坡的‘市里’，而我们这边是‘郊区’。”一位村民这样对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村里一直想让西柏坡纪念馆的门票收入留一点扶助困难村民。西柏坡纪念馆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到目前为止，门票收入没有给过村里。
村会计阎对虎告诉记者村里的债务负担在40万左右。大部分是村里公路、工程等建设借款，村里因接待费积攒的债务现在也有三四万元。他说这个数字在周围的村是算高的了。
有党史专家认为在西柏坡的十个月是历史上党内生活极其民主和具有活力的时期之一。毛泽东在此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以诗人的气质提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和“两个务必”。半个多世纪后，胡锦涛在这里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这几天村支书刘力伟去石家庄谈两个项目，其中一个是计划给每户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的。长治：吕日周之后
吕日周已经成了长治的象征。而从他2003年初调往省政协工作后，这里似有延续，又似有所变。
市政府的大门依然向所有人敞开，院中的鸽子在自由地飞。那些几乎每个单位门口都有的刻着诸如“公开”、“放开”等字的大石头依然如初。那是吕日周所说的石头文化——落实、说实话、办实事。
“老吕对我们干部作风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入第一线调查已经成了现在干部工作的主要方法。”一位市政府官员对记者说。
阳光总是防腐剂——记者依稀记得在两月前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吕日周带着浓重山西口音的话。2002年初吕日周的一次讲话被认为是他的施政报告，其中他强调“在长治建设‘一方净土’，‘净土’就不允许跑官横行、贪污横行。”
另一个市政府官员则用“时过境迁”来回答记者关于吕日周走后有无不同的问题。
八一广场是以前吕日周自己或政府机关和群众对话的地方，那是媒体广泛宣传的长治变革的主要体现。12月19日中午，几个在广场闲逛的人向记者表示，对话会很久都没有了。“能解决一些小问题，但大问题很难在这解决。”一名中年男子对记者说。
在城南，记者看到吕日周主抓的计划占地520亩，成为山西最大广场的开元广场已经停工多时，长治市城建局一位官员则表示不知道何时再能开工。
赞赏和质疑的声音其实从吕日周来到长治那天就没停止过。在肯定吕日周工作成效的同时，一些人士也提出吕日周不少事情不按正常程序办，容易走极端。“我们是一人头上一把汗啊！一把手负责制压在身上，出了一点事你都得盯半天，都在单位憋着，哪去跑什么项目啊！”市政府某局一位干部有些抱怨。
“如果说老吕带给长治的是严格的干部作风，这是基础。现在我们不仅依靠完善制度保障这些好传统，更强调经济基础的发展，这也许是个静悄悄的转型。”一位官员向记者分析道。
新任市委书记张兵生提出的战略是“百强调产”，即抓好10个年产值或年销售收入在10亿元以上、上缴税金在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2003年2月19日，张兵生召开了全市实施百强工程加速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动员大会。“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具体运作，我感到，长治要想在短时间内培育出一批特大规模的企业，难度还比较大，可行性也比较小。但是我们完全有能力培育一批产值亿元左右、税金千万元左右的企业，形成一种小巨人群体优势。”
让长治官员和百姓高兴的是一组数字：截至10月24日，市财政总收入达到29.4亿元，比上年增长36%。全市新建、扩产、技改项目达到166个，累计完成投资65.6亿元。
不过，对于以这样的速度大上项目，当地也有人士提出质疑，“经济规律的体现是有过程的，希望不要出现又一个跃进。”
“中原的干部结构历来和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不同。那里的官企业出身的多，跑项目、跑资金、跑国家计委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原的官员从学校、军队出来的不少，官本位思想多些，政治气氛比较浓。”山西社科院一位研究员这样分析说。
目前长治市一些县级领导正在广东挂职学习。不知道这些官场上的政治精英对沿海地区的什么经验最感兴趣。沁源：“干活与干净”
“一要干活，二要干净”——这是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王玉圣的为官之道。
几年前，沁源县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矿产资源随意采，人死多年工资在，娃娃上学工资带，扶贫资金装口袋。2000年底，当王玉圣来到这时，危机似乎到了爆发的阶段。
据县财政局提供的数字，作为年产200万吨的山西省三大焦煤基地之一，2000年全县的财政收入仅3000万元。而另外一个数字是全县300多个矿井中，黑矿就达247个。
县里有官员曾算了一笔帐，以每车15吨黑煤计算，每流出一吨黑煤也就流失了500元税费。500元当时相当于一个科级干部一月的工资。
“有时必须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王玉圣掀起的那场打击黑矿，特别是黑矿主与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猫鼠一家”的行动，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统一合同、统一缴款、统一买票、统一纳税的“五统一”建立起统一市场。于是2001年比2000年在黑煤数量从300万吨下降到180万吨的情况下，税收却从3000万元增至6000万元。
“要说以前我们怕淘汰自己的小煤矿，但现在不怕了。我们有完全合乎国家产业规划和环保要求的大焦厂。”沁源县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魏庆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针对扶贫专项资金腐败问题严重的局面，我们县建国以来光是扶贫款就有十几个亿了，摊开这些人民币应该能把地球全部覆盖住，但为什么就富不起来个沁源县？！”
沁源县随后对扶贫资金进行了全面清理，共立案280余件，涉及金额600万元。涉及副科以上干部62人，一般干部82人，农村党员干部136人。
顾了跑官就顾不上干事——王玉圣书记说自己更愿意到一线去。而他的另一个官道就是“开会时我是干部，出去就是个普通公民”。
群众上访是考验官员水平的另一个尺码。2000年初，当最多一次200多村民围住长治市郊区区政府后，区委书记王忠义派300多名干部背着行李下乡，而后才有了“800条意见震动900村官”一事。
“我不认为解决群众上访的事就那么复杂，其实群众上访80%是反映我们的村干部的，解决起来并不难。抓住干部就有了基础。”12月20日，王忠义对记者这样说。
王玉圣和王忠义都看重抓项目。“因为在山西这样的地方，要发展首先是经济基础的发展，只抓政治是不行的。”交口：从税官到小老板
12月19日晚，山西交口县小老板王剑住了一宿“有史以来”最高级的宾馆——山西大酒店。
那是他第一次参加一个手机厂商的年末答谢会，他将这一宿看成自己稳坐交口县手机经销头把交椅的标志性事件。
“我这一身肉，原来啥也干不成。”身材有些发福的王剑戴着眼镜，一脸憨厚。这个31岁的汉子高中毕业后就去青海看望当时在那工作的父亲，也就开始了卖衣服、卖副食的日子。
1993年对于王剑是很重要的一年。那年他成为了交口县财税所一位临时税收征管员，一干就是六年。他说自己那些年的最大想法就是熬个正式编制，自己安稳，老婆孩子也衣食可保。
临时税收征管员的职责就是分包几个村子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征收——正式税官没有那么多，而有时靠村干部征收也未必效果好。1994年全国税制改革后，财税所分成财政所和地税所，王剑随后者，工作未变。
农村征税的日子白天快活晚上辛苦。王剑白天喜欢上山打野兔，而晚上趁农民在家则每每从晚上7点到夜里2点敲打农民房舍的窗玻璃。“我们那时讲‘不交税，不要睡’。当然我不用什么暴力，就是不停地小声敲窗户。你能忍得住就忍，忍不住你出来交了税我就走。”
王剑说他那时真也是没法子，你不征上来，就得从自己工资中扣。有次自己那一月168元的固定工资抵了税后只余下28元。而另外一回自己去敲了12次人家的窗户，才收上12元应缴农业税。
无奈的是1999年机构精简，他和县里其余共50多临时征管员全部辞退了。他说自己倒还平衡，因为有个干了十八年临时工梦想转正的征管员也被辞退了。
“水货、行货，我现在是什么好卖卖什么。水货利润大些，一台有100元，而行货一般五六十元。”王剑现在隔几天就要去太原或石家庄维修机子看看行情。
1998年，他结婚了。第二年得了个女孩，开始大家都挺高兴，后来他怎么觉得还是想有个小子。但结果用他的话讲是“自然灾害”——他得了一对龙凤胎。“奶粉一月就得500块，‘三鹿’外边卖15，我经常买的14.5。你不知道现在雇个保姆比娶个老婆还贵！我算了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按现在水平至少要花20万。”
交口县工商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该县大约有60%的人做买卖。大约分三类：一是卖服装，约占60%；二是买食品，占30%；其余是做修理摩托、汽车；还有个别有资本的做铁矿、煤矿生意。这位官员说，这里大买卖不多，有个门脸卖点小商品的小生产者是大多数。
王剑给记者讲了个故事：一个年轻时在交口的男子去了山西霍县十年，回来后带着十万元投入挖铁矿。十万元用完了也没见矿石，他于是走了。过了段时间他拉来一卡车面粉，拿这抵了工人的工资和伙食，继续挖。面吃光了，工人不好意思就说给他白干三天。结果在第三天一个炮眼响过后，铁矿石露了出来。“那可是黄金万两啊！”王剑说着眼睛闪了一下。
虽然对财富的向往很是强烈，但王剑说他最近几年还想把手头的手机生意做好。“不过，如果现在有机会能成为税务部门正式公务员我还是会回去，那样老婆孩子就有个安定的未来了。现在那的工资比较高，还可以做点别的。”石楼：债务重压下的乡村
沿着吕梁地区离石市到石楼县走，还有十公里到县城的公路边，有个历史景点——1936年红军东征毛泽东旧居。
在距离旧居一个小山包的地方，便是灵泉镇西卫村刘润栓老汉和老伴一直居住的窑洞。窑洞外的小院里有个离地一米多由树棍搭起的架子，上面是金灿灿的玉米棒子。这便是老两口今年的所有收入来源——1000斤玉米，约合400多元。
“去年我一共交了120元，今年说是费改税了，我只交了12块。少多了！”刘润栓坐在炕上对记者说。他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他爷爷和奶奶结婚时的照片，还有大跃进时发下来的一只电喇叭。老汉为了老五孩子上大学和娶媳妇向村里借了三万多元，而他的收获都来自那3亩地。
今年本来是石楼最主要的经济作物红枣的丰收年，可谁想到枣树挂了果后几场大雨让果实都烂在了枝头。西卫村村长贾应珍告诉记者，这个714人的村子今年人平均收入也就是400块。“我们村的净债务有3万多，这个数字对我们不小了。”
西卫村所在的灵泉镇的净债务则接近300万，向银行和信用社借款占到一半。灵泉镇财政所所长郑精干告诉记者，由于今年实行费改税，上面的政策是对原有债权债务都做挂帐处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政策下来解决。
石楼县最偏的和合乡到目前为止的净债务是723100元。主要形成来源一是机修梯田支出，二是扶贫贷款，三是向银行信用社的贷款，四是干部借款支付‘三提五统’，五是为办企业的举债。
记者获得的一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内部报告披露了全国债务的情况，全国乡村债务总计在三四千亿元，乡镇平均400万元以上，村级平均20万元以上。
“现在农民的负担是轻多了，而且中央的转移支付又可直接用在农民身上。但没有了原来的‘三提五统’，乡镇一级日子更难了。”和合乡财政所所长张旭生说。全乡今年的收入大约是27万，而支出就达近50万，其中人员工资40多万。
“退耕还林前我们村有50群羊，一群50只。那时一年人均收入1500块。不过退耕还林禁牧后，羊几乎都卖了，又成了靠天吃饭。”和合乡新社村党支书刘张保对记者说。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石楼今年的可用财力为606万，而支出则高达1.48亿。中央补助为8569万元。石楼县财政局郭福光副局长告诉记者，由于费改税，原来大约200多万以红枣为主的农业特产税不征了，这笔收入占可用财力的1／3多。
“乡镇财源增长乏力、支出压力大、赤字扩大和债务沉重等问题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其内在的中心症结涉及到各级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而在农村，目前乡镇财政是与国家和农民利益分配的主要调节者，所以矛盾往往体现在这里。不解决这里的问题，乡村债务也许能一时少些，但难免‘按下葫芦浮起瓢’，难以长久。”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这样分析。
和合乡新社村党支书刘张保现在希望的就是退耕还林的林子赶快长起来，五、六年后可以再养起羊来，走以林养牧的路子。延安：陕北“新马帮”
“你若是我的哥哥呦，你招一招手。
你不是我那个哥哥呦，走你那个路。”陕北的老人们对这样的马帮(驮运)小曲不会陌生，而这些马帮的头儿可以说是当地民营经济的初始者。
延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王延平就记得，小时候外爷爷马光增总和她讲马帮用土特产换来盐、棉布、毛毯等的故事。1942年2月，边区政府发布了《发展私人交通运输企业投资暂行办法》。马光增将原来自己经营的马帮加入到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运输队中。
建国后，马光增在集体企业延安搬运社工作，不多久，搬运社改为国有的第二运输公司。据记者了解，前不久，这个公司实行了股份制改造。
2003年12月23日下午，在延安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会议室内，两个研究室官员、三个当地较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还有本报记者坐在了一起。
延安亚圣工贸公司董事长杜成仕告诉记者，他曾在一次市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上公开提了意见。他提出的是由于非典影响，国家对5月初至9月底服务行业免税，而延安是对6月1日至9月底服务行业减半征税。“而就在中央12月初延长免税政策至年底时，延安市则全额征税！”
杜成仕的意见引起众多民营企业家的共鸣，而记者从当地税务机关证实，延安市的政策已有调整，现在已对一些企业开始退税。“民营企业习惯于怕、绕、躲、闪、逃，而不懂得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们都说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只有七年寿命，短寿的原因除了外部环境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延安培植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伯植表示，民办教育的好与坏缺乏与地方官员政绩的直接挂钩，好就好了，倒就倒了，没有依靠的感觉。
延安市截至2002年底的个体工商户总数为25381户，注册资金2.9亿元。私营企业总数为1810户，注册资金为15.9亿元。据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封向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2002年延安市民营经济上缴的财政收入占全市总财政收入的8.5%，而如果不考虑占延安地区70%以上的油矿贡献，民营经济的税收更为可观。
“现在靠油矿起家的几千万资产的大户不是极个别，但据我知道，他们中很多人打算去西安甚至沿海地区投资，我们能不能更多地吸引住他们呢？”延安常泰药业公司董事长常学军这样说。
杜成仕、曹伯植和常学军这三位老总有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吃官饭的出身。杜曾是政府研究室主任，曹曾是市文化局官员，而常以前是市经贸委纪检组副组长。
杜成仕用“上过学、扛过枪、从过政、经了商”来概括自己的经历。而常学军则用“我现在已不用官员来管了，我可以和领导平起平坐”来表达自己心态的转变。尾声
唢呐老汉王光荣此行的目的是回家过年。
他通常在外边周游五、六个月才回趟家。老伴总骂他，而他也总是重复着“我流窜惯了”之类的话搪塞。就是“文革”那会儿县县要政府“批条条”(通行证)的时候，他也在路上。
“地太薄，我多跑几趟，也能给几个孙子点学费用。”王光荣在颠簸的汽车里说。
今年四、五月份非典时期，王光荣在延安被“封”了四十多天出不了城。没有饭馆、没有旅店，他只好住在一个山腰上的农民家里。那些日子，没有人请他吹唢呐了，他就每天傍晚自己在山上吹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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