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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尔山
越洋电话采访
为什么要关注欧盟？
在外界看来，这个拥有15个成员国的组织能不能成功，首先取决于它的成员能不能就关键问题达成一致。然而12月1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宪法草案首脑会议以德国和波兰拒绝妥协并中途退场而草草结束，再次证明从理想到现实的道路充满变数。
12月22日，总部设在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欧美关系项目主任史蒂芬·埃维茨(Steven Everts)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外界对欧盟抱有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欧盟在很多涉及日常生活的其他政策领域继续发挥作用，他同时认为，伊拉克问题使欧洲付出代价，无论反对战争还是支持战争的阵营都不能避免，而且使欧美关系遭到破坏。
伊拉克问题让欧洲付出代价
《21世纪》：伊拉克战争对欧美关系有什么影响？
史蒂芬·埃维茨：这个问题要从今年年初说起，当时欧洲内部和欧美之间一样濒临分裂。有些政府支持美国开战，有些政府反对，然而欧洲公众几乎一面倒地表示怀疑。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个月，在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甚至引起策略竞争，比如法国和德国谋求阻止联合国安理会作出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与美国的愿望背道而驰。这在大西洋关系史上是罕见的，过去我们虽然也在许多问题存在分歧，从越南战争、贸易问题、以巴关系到怎样对付苏联，但出现策略竞争的情况还是很不寻常。
至于政府，无论反对开战的法国-德国阵营和支持开战的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阵营都不得不承认他们这回走得太远：支持开战者不能及时得到其他国家的部队和资金支持，反对开战者的立场随着美国取胜而受到质疑。
大家都希望寻求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调子。但我感到双方仍有很浓的反感情绪，希拉克、施罗德跟布什的私人关系仍然很糟糕。根本而言，这使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处于优势。美国精英阶层在伊拉克陷得那么深，以至于完全无暇顾及其他事情，他们也在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付出代价。我相信华盛顿已经有人(不是所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知道他们不可能以今年年初的方式继续处理伊拉克问题。
《21世纪》：欧盟本身呢，刚刚结束的欧盟宪法草案首脑会议不欢而散，是不是再一次给欧盟的前途提出了疑问？
史蒂芬·埃维茨：欧洲确实在经历一个困难阶段，一是作为管理欧元的财政规则的《稳定法案》，二是欧盟宪法草案和布鲁塞尔首脑会议同样没有结果。我认为你说得对，你所看见的是新一代欧洲领导人，他们跟前辈们不一样，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在意，他们更关心本国的利益。因此在欧盟进行的辩论也越来越受到国家优势和政治利益的主宰。这当然不利于15个成员国达成一致，这个数字很快就会变成25，难度可想而知。我觉得中国或其他外界人士有理由说欧盟还是一个问号。明年欧盟不仅要恢复欧盟宪法草案的谈判，还要为其他问题达成一致，比如一个新的预算，赢家所得就是输家所失。
欧盟还不是美国的对手
《21世纪》：欧盟的理想究竟能不能付诸实践？
史蒂芬·埃维茨：能。这不是黑与白的问题。欧盟实际上仍在许多政策领域发挥奇迹般的作用，比如欧元仍然流通，单一市场运转良好，12个国家公民可以自由(在这些国家)旅行，还有农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引起媒体注意的都是有待讨论的新政策领域，比如移民政策和外交政策。显然，伊拉克问题在欧洲政坛引起重大分歧，迫使人们在考虑建立单一外交政策的时候不得不更加谨慎。但伊拉克问题也很可能只是一个例外，这个问题在欧洲已经讨论了几十年。而在其他方面，比如巴尔干问题、欧俄关系、中东问题和贸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欧洲一直在讨论。以巴尔干问题为例，10年前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现在有了单一立场，后面还有相当一大笔资金支援。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欧盟，不是美国，不是北约，也不是来自某国的个人。
《21世纪》：欧盟的目的是什么，成为美国的平衡力量吗？史蒂芬·埃维茨：那样做恐怕很难，这是我们在年初的伊拉克问题争论中吸取的一个教训。布莱尔认为只要我们亲近美国，将它拉到谈判桌旁，就能通过幕后比较私人的关系对它发挥最大影响，希拉克和其他人则认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你就是要对美国说“不”。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看法？如果你希望欧盟成为美国的平衡力量，这恐怕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发生，至少在外交政策领域如此。在贸易方面，欧洲倒是很乐意与美国形成旗鼓相当的局面，甚至打算跟美国对簿公堂，在WTO和钢铁关税的具体问题上我们赢了。不过在军事策略问题上，如果美国向欧洲国家施加很大压力，它们就会四分五裂，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
《21世纪》：这么说你不认为结盟的一个前提是找到一个共同的对手？史蒂芬·埃维茨：我觉得欧洲有很多人将美国看作国际事务的伙伴。也许这一任美国总统可能引起越来越多的分歧，但大家仍然相信欧美之间的伙伴关系在很多领域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要在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在中东推进民主改革的问题上取得成效，就离不开欧美的合作。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致，怎么办？伊朗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们达成一致，最后的效果显然比伊拉克好多了，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可见，只要我们就目的达成一致，战术分歧完全可以用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加以利用。
《21世纪》：对外界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而言，为什么要关心欧盟的问题？
史蒂芬·埃维茨：外界需要关心的是欧洲将会如何发展，因为你们将不得不跟一个新的不断扩大和变化的欧盟打交道。假如宪法草案谈判明年可以重开，关注这一进展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份宪法的一个变化在于任命一位欧盟外长，取代现在的外部事务专员(彭定康)和高级代表(索拉纳)，成为国际舞台的一个重要角色，这个人将决定怎样把外交与资金结合在一起，而欧盟的资金很充分，每年有120亿欧元之多。如果这份宪法获得通过，那么6个月轮值主席的制度就会取消，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早就认为这一制度根本不可能真正运行一个国际组织，只会令人困惑。这些改变有助于欧盟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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