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工人阶级该有什么样的命运

　　

新浪专栏作者水皮。(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本名吕平波，新浪专栏作者，著名财经评论家，中华工商时报社副总编辑。198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同年参与创办中华工商时报。现任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所著著作有《猴市》、《黑庄》、《搏傻》。

　　2月27日-3月3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水皮。----编者按

　　             工人阶级该有什么样的命运     3月3日  星期五

　　文/水皮

　　水皮杂谈2005年的年度文章是一组8篇的特稿《国有企业该有什么样的命运？》，中华工商时报的926号评报员赵春学先生为此写下了长篇的评述，直言从中看不清楚国企今后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样子，更看不清楚国有企业的命运是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

　　“命运”，《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两条。一条是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迷信的人认为是生来注定的。如悲惨的命运，命运不济。一条是比喻发展变化的趋向。如“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那么，国有企业的命运是什么样子的呢？是生、是死？是贫、是富？又是什么样的遭遇？其发展趋向又是什么呢？

　　因此，赵先生说，从“国有企业该有什么样的命运”这个标题来分析，是不是认为国有企业过去的命运和现在的命运都是不应该有的。所以水皮设题发问：该有什么样的命运？按照这个理解，水皮的8篇系列评论，就该告诉读者国有企业该有的命运是什么样的。

　　水皮面对赵先生的批评很惭愧，因为他实在给不出答案，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希望能作些反省，要水皮给出回答的确有些为难。��

　　其实，答案每个人心中都有，赵先生的评述中已经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和主力是15万家国有企业和它的员工。他们是真正掌握着国有企业命运的主人；而不是郎咸平等经济学家和顾雏军等企业家掌握着国有企业的命运。但遗憾的是水皮的年终系列评论，没有提到15万家国有企业以及它的员工，在漫长的、艰苦的国企改革历史中的伟大作为和伟大贡献。”��

　　遗憾的是，对照现实，赵先生的答案只是一个理想境界，现实中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水皮手边有一份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撰写的调查报告，题目就是“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汪教授的调查对象是江苏通裕集团公司。��

　　座落在扬州市中心区段的通裕集团，拥有全资和控股子公司8个，下属四个生产型分厂，按照2004年的估算，企业资产达6.9亿，年产值7个多亿，年销售额8亿，纯利润3000万以上，在职职工数为3118人。2004年6月，扬州有关方面以8600万的价格将85%的股权转让给了来自深圳的滢水集团，其中原来由职工持股会持有的27.46%的股权仅作价为原值的30%即343.56万元。7月，由于对职工安置的数额和办法不满，通裕集团发生上82人封锁工厂，冲击市政府，阻断南下交通的群体事件，震惊全国。��

　　引发工人对改制不满的原因主要在于身份置换金。一是数额。工厂开始向工人提出的身份置换金上限是每年600元，按此计算，工作满三十年，也只有三万元的补偿，无法提供失业后的基本生活保障。事实上，正像许多国营或集体企业一样，通裕多年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积累”政策，改制时仅仅计算工资本身是不考虑国有或集体企业用低工资将职工贡献转入再生产的历史实际，已经构成对员工劳动产权的伤害。二是补偿办法。按规定，如果员工与重组企业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便不能领出身份置换金，领取身份置换金就必须进入失业状态。值得指出的是，在股权转让协议中，重组方已经将职工身份置换金扣除，理应发放给职工。��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制是一个产权置换和职工身份置换的双重过程，也是一个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职工定向市场的双重过程。之所以提出双重置换，是因为许多国有企业转制后运营较差，甚至面临破产，由于这些改制企业的职工身份并未改变，他们依然有权向政府提出重新安排工作的要求，因此，双重置换的关键是让国有企业职工进入市场经济的自由劳动力大军。��

　　“从不存在不需要退的企业，也不存在不能退的企业，更不存在退不出的企业。中小企业要坚决退，大企业也要有序退。困难企业要全部退，好的企业也要积极退。”“不触及产权的改革是空改，不置换身份的改革就是白改”。��

　　这样的豪言状语出自地方党政一把手之口，还有什么样的国有企业能摆脱为改而改的命运，还有什么样的工人能摆脱为置换而换的身份呢？��

　　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办的国情报告在2006年第二期刊登的文崐时作了一个非常精辟的短评。扬州的案例揭示和印证了地方国企改制的一个广泛存在的模式：企业原管理层为自身收购(MBO)低估净资产，但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最终将企业卖给外部投资者，这样一来，原先管理层对企业资产的压价就为低价甚至零价的外部收购打开了方便之门。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外部投资者的收购初衷并不是为了救活被收购企业，或者谋求自身的长远发展，而仅仅是为了更直接的利益——土地。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地方政府的政绩考量以及企业或隐或现的经济利益，多种因素交错在一起，共同促成了国有企业改制的大流向，但改制的最终成本却落在了企业职工身上，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概乎如此。��

　　显然，这不是中国工人阶级应该有的命运，即使他们并不掌握国有企业的命运，甚至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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