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杂谈：产权清晰了就必然会带来权责明确吗

　　年终系列评论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个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官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正式说法。

　　科龙事件表明，“十六字方针”缺一不可。

　　科龙电器上市变成了一个股份制公司，产权应该是清晰的，顾雏军接手之后，国有产权没有最终委托人的问题也不存在了，因此，对于科龙电器而言，产权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产权清晰了就必然会带来权责明确吗？未必！

　　和唐万新没有在一家下属公司担任法人代表不同，顾雏军不仅是

科龙电器的法人代表，而且还是私人企业格林柯尔的法人代表，不仅是以上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而且还是这两家公司几乎所有分公司的法人代表。顾担任这么多公司的法人，不怕瓜田李下，说明他没有非分之想的主观故意，但是谁又能保证顾老板的公私界线永远分得一清二楚呢？

　　至于政企分开，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科龙电器在顾的执掌下走到这一步，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后会有人专门论述的，这里不多赘言。

　　周其仁叹一句，“可惜了，科龙”，这一声叹息不是为顾雏军而生，而是为一个叫潘宁的人所发。

　　早在2004年9月的采访中，周其仁就提到过潘宁，“如果还是潘宁掌控科龙，或者在创业人时期就彻底完成改制，我认为格林柯尔入主科龙就没有那样容易。”而在2005年的8月，周其仁又自问，“要是还由创业老总潘宁那一代人领导，科龙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

　　无疑，潘宁是科龙的创业者，而潘宁的离去，对于科龙恐怕已经成了永远化解不开的隐痛。1999年，62岁的潘宁到点退休，2000年，科龙从上年盈利6亿变成报亏8亿，2001年，报亏12个亿。

　　在周其仁的眼中，潘宁是个优秀的企业家。

　　周其仁第一次见潘宁是在1998年的成都，几个月以后，河北省请潘宁给当地企业家讲话，周其仁自己开车跑到石家庄听他讲课，又自告奋勇为潘宁当司机把潘宁送到北京赶飞机。

　　此后，科龙成了周其仁这位教授研究的“麻雀”。1999年，周其仁曾经在科龙蹲了一周，每天到不同的部门作访问。2001年，周其仁再次直闯科龙总部，2005年7月，周其仁到顺德还是念念不忘科龙。

　　周其仁三次到顺德。第一次科龙的当家人是他崇拜的潘宁，第二次潘宁一家已经远走高飞，科龙的当家人成了原来容桂镇的镇长徐铁锋，第三次科龙的当家人已经是顾雏军先生了。

　　作为一个受过美国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周其仁显然对于实证研究有自己的理解。和郎咸平注重财务报表的分析不一样，周其仁更相信调查研究，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因此，学风和国内众多的从理论到理论的学者有明显的不同。也正因为此，当郎咸平“一竹竿打落一船人”，指责国内的经济学家都是拍脑袋做研究，缺乏数据支持的时候，周其仁火冒三丈，拍案而起。某种程度上，周其仁与其说是为真理而战，不如说是为

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而战。

　　注重实证研究的周其仁自始至终被两个问题所困扰。

　　一个问题是在倡导“靓女先嫁”的企业改制发源地顺德，政府为什么一直控制着科龙的股权不松手？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当年科龙不以潘宁的创业团队为基础完成改制？换句话讲，科龙为什么不卖给潘宁，为什么不搞M BO？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周其仁在五年之后才意外找到。顺德的朋友在周最后一次访问顺德的时候送给他一本书，书名叫《大道苍茫———顺德产权改革解读报告》。在这本书中，周其仁发现，当时的容桂镇党委书记陈伟根本就不赞成“靓女先嫁”这一套，而是主张在改制中“留大，去小，转中间”。陈伟在书中问道“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的很，但是以后怎么办？”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没有找到之前是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明确之后就不再是个问题了。需要补充的是，在陈伟的眼中，当时的科龙价值四五十个亿，即使按26%的股份计算，国有股价值10多个亿，如果要转让的话，潘宁的创业团队也是出不起这个价钱的，因此，合法的M BO根本就不可能。

　　科龙并非没有改制，第一步是员工认购了20%的股权，第二步是分别在香港和深圳上市。但是在周其仁看来，这样的改制并不彻底，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改制，科龙问题的根子还在产权体制上。

　　“1984年创办的公司，不是国有就是集体，但是实际上，‘出资’的不只是镇政府的几万块钱，还有潘宁创业团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竞争的压力使企业的控制权落在企业家手里，但是原先的体制却不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合法权利。”

　　周其仁对于科龙产权的认识，尤其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论述是和他一贯的思想相吻合的。

　　人力资本是不是一种资本呢？当然是。但是这种资本和从资金形态投入的资本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其实就是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区别。在资本家眼中，再能干的企业家也就是个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是不承担投资失败的后果的，跳楼的是资本家。

　　科龙的成功是以无数的同科龙一样的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破产倒闭为代价的，潘宁的成功也是以无数的同潘宁一样的企业家的失败为代价的。

　　假如潘宁是个失败者，那么他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难道说作为失败者可以不担风险，而作为成功者就可以，而且必须分享股权吗？

　　当然，作为潘宁那一代企业家，他们付出的，和他们所得的的确不太成比例，这既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在水皮看来，并非就一定要把企业送给企业家才算承认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合法权利，这样无疑是对资本家资金的合法权利的侵犯和剥夺，而是对企业家们的贡献应作出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奖励。

　　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得不到股权，临退前私分了300万美金；

健力宝的李经纬有可能M BO，又被人怀疑以公司的资金收购公司“空手套白狼”。不管是褚时健也好，李经纬也好，他们都是优秀的企业家，但他们对于他们曾经的企业而言都是过客，潘宁也是科龙的过客，顾雏军也是过客。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水皮看来，成功的企业都是一样的，不成功的企业各有各的不幸。

　　企业产权的所有制性质难道真的是企业经营优劣成败的关键吗？如果是的话，如何解释海尔、长虹、TCL、联想，包括科龙在内的这些品牌都是在国有企业阶段塑造的品牌呢？如果不是的话，又如何解释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于产权私有化的狂热追求呢？

　　和将科龙“送给”潘宁比，卖给顾雏军并不是一个太坏的选择，卖给海信也未必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科龙，未必可惜。

　　(评论八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