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形成低端加工贸易的路径依赖，产业结构调整就会遥遥无期。我们不能停留于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李庆文：过去我国经济很大一部分是靠出口拉动的，由于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波动性，是否可以这样说，这种靠出口实现的增长风险是很大的？

　　高铁生：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但是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国的优势不在于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我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因此在国际分工、产业转移过程中，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的是主要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逐渐掌握国际产业链高端环节的运作能力，然后才能从所谓“微笑曲线”的底部逐渐向高端发展。实际上我们也正是在走这样一条道路。过去国内主要搞来料加工，后来靠贴牌生产，到了一定程度时，就能实现产品结构的调整乃至产业升级。但是这一过程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如果满足于初始阶段那种局面，结构调整就会遥遥无期。

　　李庆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们也都是外向型经济，而那次危机后我们的沿海地区取代了四小龙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比如制鞋业、制衣业等。但十年下来，以广东为代表的经济区域此次也受到了很大冲击。所以说，我们在“微笑曲线”的底端应该攀登得更快一些，不要总是依靠劳动力生产成本比较低的竞争能力实现出口。比如一些汽车零部件企业，都是贴牌生产，当国外的一些汽车企业此次受到影响时，我国的这些零部件企业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高铁生：出口拉动型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阶段，但我们不能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客观上也逼迫我们改弦易辙。当然，我们在这次经济调整中，应当对于这些地区实现经济转型给予更多的支持。

　　要使市场机制本身的调整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干预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防止矫枉过正。

　　李庆文：政府投资这种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国外已奉行多年。市场较好时人们会呼吁政府不要干预过多，而在市场出现问题时，人们又会期待政府干预。我在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方法，摆脱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或者说，政府干预得越少越好。

　　高铁生：这应该是一种理想。市场经济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是正常的。二战后，一些发达国家也一直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想使这种波动的周期延长，使带来的破坏能够减轻。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这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迄今人类对市场经济还并不完全了解，每隔一段时间也还会集中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宏观调控下重手来校正。只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人们忽视宏观调控的作用，对市场机制给予了更多的信任，甚至产生了某种迷信，所以导致出现今天这些问题。但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时也要防止矫枉过正。现在人们也有一种担心，不要在认识到市场经济存在自身的弊端的时候，进而去否定市场机制。因此，我们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甚至需要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来尽量缓解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损害。但是在政府进行干预时，要注意使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机制不断完善，使我们的市场体系更加健全。这就要求把市场机制本身的自我调整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干预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危机过去之后，我们不仅能够克服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同时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

　　如何使4万亿投资项目得到很好的落实，应该成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