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文：我认为，我们媒体目前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能够通过舆论的力量促进这4万亿的投资投得更好，同时通过舆论的力量引导社会、引导经济快速回升，使中国经济平稳向前发展。

　　目前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战略机遇期，但必须解决好积累与消费失衡问题。

　　李庆文：我们刚才谈到4万亿的投资能够快速拉动经济回升，我们总认为最有效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力量是消费需求，最近多次重要会议上以及中央文件传出的政策信息都在强调，我国要启动内需、扩大消费。但是，往往经常强调的事情却是我们最薄弱的。此次经济波动又一次暴露出我们的消费需求不足，消费能力不够，消费不能持续增长，不能够成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中的核心。您认为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高铁生：可能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在起作用，就是我国在目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还不是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发达国家对我们有深刻的怀疑，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设法阻挠中国经济的发展，以至于对“中国模式”存有某种疑惧。目前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战略机遇期，中国需要抓住这个时机迎头赶上。我们积累与消费失衡就是受到“赶超战略”的影响。我们非常重视在GDP中拿出相当的比例来支持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但是这个比例究竟应该多大，需要很好把握。比例过大就会出现我们的国内消费消费不足，不得不更多依赖出口的增长。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但如果比例过小，国家的物质基础就会相对薄弱，也无法做到迅速提升国力。发达国家早已进入经济发展的成熟期。所以其积累消费比例一直比较合适。而我国一直以来始终未能恰到好处。现在看起来，国家掌握的财力有些过多了，老百姓得到的相对少了一些。因此，这次经济波动对我们也是一次调整的契机。此外，居民储蓄率过高也是一个原因。相对于美国的借贷消费，我国家庭对储蓄过分倚重，消费积极性不足。因此，如何解决社会保障体系，解除百姓的后顾之忧，增加即期消费，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李庆文：您提到的储蓄问题，我也深有同感，如果国家不尽快调整相关政策，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对于老百姓来说，不储蓄也不行，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住房价格高企，教育收费高，不储蓄就会面临很多生活难题。

　　高铁生：我们在这方面的指导思想有待调整，特别是从国家决策层面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尽快通过医改、教改和住房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改革余地，只要思路对头、政策到位，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也将会得到解决。

　　李庆文：我感觉对个人的收入，国家的政策是收的多、管的多、鼓励的少。我们总在说，要形成一个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稳定的消费骨干。但事实上我们的政策，并没有支持这部分人的稳定增加。2000元个税的起征点看起来是过低了，为什么不调得更高一些？

　　高铁生：据说，国家正在酝酿调整。这个问题涉及面比较广。与地区、行业收入水平差距，以及各地财政实力都有一定的关系。全国一刀切有问题，各自为政也有弊端。对财产性收入如何计算征收，都要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是一些已经成熟的措施，应尽快出台，比如，调整个税起征点。

　　李庆文：还有一个我不理解的问题，就是这些年宏观政策的调整对企业的约束越来越严。我认为消费需求的拉动有一个最好的消费群体，就是企业群体。因为第一，社会组织结构当中，企业的数量是最多的。第二，作为企业来说，容纳就业人口最多。第三，国民最终消费支出的来源依靠企业。因此可以说，我们目前消费需求拉动无力的原因是，这些年对企业的约束多于激励。比如新劳动合同法的超前约束、各项环保措施的超前实施等。比如汽车尾气排放的治理，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政策太超前了，也就是说我们环保法律的推进速度太快了，完全被国外牵着鼻子走，不是自己主动推出。比如汽车行业，刚实施完欧Ⅱ，马上又实行欧Ⅲ、欧Ⅳ标准，现在北京又酝酿国Ⅳ标准。方向上说是对的，但是是被迫的，因为环保未必经济，最主要的是环保的技术均不是中国的技术，主要都是国外的技术。如此一来，企业的成本就会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