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记者 张驰

　　也许是某种巧合，2008年第一期我们做了“2007十大落马高管”的选题，第二、三期合刊我们又采写了“30年法治之痛”的稿件。如今，“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又赫然印在了我们2009年第一期杂志的封面，唯有不同的是前两者以在押或已经被判刑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为个案剖析，进而引出他们所处的法治环境背景，以时间为线索反映中国30年来法治的变迁与发展，后者则是以相对规范的统计手法，用归纳、总结的方式描绘了企业家犯罪的路线图。

　　我们不知道今年、明年还会有哪些企业家步他们的后尘，但对于成长中的企业与企业家来说，在交了巨额的学费后，应当具有这样的意识：企业基因与社会基因相融，你的企业会做得更长久，企业基因与社会基因打架，不仅企业做不下去，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三鹿奶粉”事件，让具有50多年历史的企业巨人一夜之间倒塌，黄光裕的“事发”，让国美电器的名誉一落千丈，王效金的“东窗事发”几乎把古井酒厂置于死地......

　　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国内，美国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的骗局更是让世人瞠目结舌，这位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尊敬和信任的投资银行家，他所创办的对冲基金竟然通过最原始、最常见的“庞氏骗局”制造了稳定高收益的投资假象，投资人的损失金额高达500亿美元，造成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混乱。

　　是一时的疏忽大意，还是刻意而为之，外人不得其解，不过历史将会给我们一个相对客观的答案。

　　一年前，我们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已经到了反思的时候了！

　　现在如果再提，就要把“中国的”改成“世界的”。

　　我们盼望着企业家个人之花常开，企业之树常青！

　　法治之痛

　　在过去这个充满巨变的30年中，几乎每一部经济法律法规的诞生和完善背后，都能看到一批商界能人黯然倒下的背影。他们都曾通过异乎寻常的手腕和想象力，创造过声名显赫的商业帝国，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与法律的龃龉，他们在30年中先后离开了梦想的舞台——本刊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们的失败或者成功推动了中国经济走向法治的进程，使越来越多的商界同行更加健康，与中国的法制建设一起成长。

　　时间像一把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但总有那几件事、几个人，仍然顽强地占据着诸多人群的思维一角，年广久、牟其中、孙大午、顾雏军等人便是代表。

　　曾几何时，他们是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弄潮儿，是纵横商海、叱咤风云的企业精英；现如今，他们或是惨淡经营，被后来的财富新贵迅速超过，或是身居高墙，咀嚼各自的干涩人生。

　　但正是这点点繁星，却串起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经济、法律变迁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彰显出他们的独特价值。

　　30年，那人

　　在1978年以前，中国是没有“企业家”这一名词的，这段时期，人们沿习旧历，对办企业、做生意的人冠以“资本家”的称谓。

　　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强化，“资本家”作为一个被批斗的阶层基本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1978年以后，“个体户”、“厂长”、“经理”便成为那一个时代生意人的代名词，年广久、牟其中便是从那时起的步。

　　年、牟二人一个卖瓜子，一个卖钟，在计划经济主宰一切的经济环境下，他们是个异类。

　　不久，年广久因为雇工问题被审查，牟其中被投入了监狱，罪名是投机倒把。

　　当年广久、牟其中还在为前途未卜的命运苦苦支撑的时候，步鑫生、马胜利在国内掀起了国企改革的巨浪，因个人的突出成绩，步鑫生被称为“最知名的工厂厂长”，马胜利的名头似乎更响，“中国承包第一人”是他带着的光环。

　　在风光无限的时候，往往潜藏着危机，没过几年，步鑫生败走麦城，马胜利也被撤了职。

　　上述四位并非是孤独的探索者，与他们相伴同行的有冯根生、邹凤楼、汪海、周冠五、朱毅......

　　如今，这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是“抓的抓、退的退、病的病、逃的逃”，仍在企业岗位坚持的屈指可数。

　　整个90年代，是中国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立制定规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加快，国退民进的政策与案例与日俱增。

　　沈太福、禹作敏、张国庆、褚时健、牟其中等成为这一段历史舞台上企业家起伏的标志性人物。

　　他们成功的因素几乎惊人的相似，但每个人身触红线的方式又各有千秋。

　　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历史不会重现，但企业家沉浮故事仍然不断上演。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金融大环境由定规立制走向整顿。

　　唐氏三兄弟的德隆系、孙大午的“大午庄园”、黄宏生的创维神话、顾雏军的科龙情结，随着快节奏的经济发展步伐，迅速走向巅峰，又迅速走向波谷。

　　人们不禁会问：他们为什么会重蹈覆辙？

　　项兵教授的观点意味深长。

　　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的内在素质，无论是技术、品牌还是人才，都必须从全球竞争中获取资源，无论是管理、组织还是商业模式，都必须在创新中获取优势。

　　这些因素在唐氏兄弟、顾雏军、孙大午身上并不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一个个商业天才，但缺的是对于商业操作行为所带来社会结果的一种预估。

　　30年，那事

　　我们在剖析企业家成败起伏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给企业家创造生存发展空间的社会、经济、法律环境，30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部凝聚国人智慧与汗水的艰难探索简史。

　　1978年，《光明日报》在5月11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一文章引发了人们对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更是思想风暴的开端。

　　1984年，国家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对国企改革、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引。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的谈话对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那一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它形成的历史决议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再一次体现。

　　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7年刑法的修订，“投机倒把罪”悄然消失，这把曾经悬在企业家头上的“利剑”终于被历史淘汰。

　　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在资本、知本、金融、证券的洗礼下，既具开放的视野，又有探索的雄心。

　　他们有的在烈火中锤炼成钢，有的却瞬间被融化。

　　造成他们不同命运结局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在的因素。

　　按照概率学原理，一个个偶然性是必然的最终结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在中国经济、法律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历史的见证。

　　因为张国庆，好多人都了解了MBO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褚时建，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人的监督、管理、薪酬待遇才有了进一步的体现。

　　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国家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同时，还有很多遗憾：立法层面，法律出台的前瞻性、系统性不够；司法层面，司法的独立性并不“独立”。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发展。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完成第四次修订，“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被郑重地写入法律。随后反垄断法、物权法的出台，让人们看到了法律制定背后的科学与理性。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敏锐的企业家感觉到市场机会的到来，都在筹划自己的未来。

　　这些企业家在谋篇布局的时候，忽略了自己也是一个棋子，无论你的商业帝国构建得如何出色，如果忽视了自己的角色与定位，最终还会身败名裂。

　　智者生存

　　我们注意到，在转轨时期为企业谋取生存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一个权力支配资源的特定环境下，任何一个企业家都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看到太多的企业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倒下，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柳传志、张瑞敏、汪海、王石等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事业仍然很坚挺。

　　柳传志说，对于他那一代企业家，要想把企业办好，不踩红线是活不下去的，不能一点不踩，但是也不能踩多了。把握打“擦边球”的平衡对于那个年代的企业家是很要命的事。

　　不能说他有多么睿智，而是他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

　　如今，柳传志的这种说法，现在仍然是商人处世的“生存法则”。

　　有些企业家在倒下去的那一刻，还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垮的。

　　有一点在局外人看来很清楚：他们的企业基因与社会基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接与融合。

　　倒下的企业家，论实力、论个性，他们也许比柳传志、张瑞敏强一千倍，但他们的功力差就差在没把握好企业与社会的平衡，没能把握好每一次经济转轨时期政商关系的协调相处，忽视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商业环境。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是到了反思的时候了：除了在商言商，遵守商道之外，还能做什么？

　　我们认为，企业家不仅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精，还要积极地学习，提高自我素质，主动投入到企业生存所依赖的社会环境，融入眼前所处的时代。

　　因为，我们需要有理性的社会，更需要智慧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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