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摆脱边缘化尴尬 九省通衢摆龙腰(2)

　　“早起的鸟”未先到

　　早在上世纪的1988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就提出了“牛肚子”概念，用以阐述“中部崛起”理论。他认为，中国这么大，沿海开放城市就像鼻子，广大中部地区就像牛肚子。长期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经济这只大牯牛呈现身陷泥潭之态，拉它的头、扯它的尾、搬动它的腿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托起它的腹部，否则它是无法站立起来。而它一旦站 立起来，什么“小龙”、“小狮”、“小虎”，就都不是其对手。

　　受此观点影响，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关广富，在湖北省第五次党代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面对竞争激烈的商品经济，湖北要么激流勇进，奋力在中部崛起；要么无所作为，沦为中间谷地。湖北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奋力拼搏，实现中部崛起。此后的1994年，“中部崛起”战略更写入了湖北省委的文件中。

　　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北就具有浓郁的改革开放色彩：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于1991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

　　1992年5月，武汉市被批准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8月，第一艘外轮—日本“日佳丸”号驶抵武汉港青山外贸码头；

　　1984年11月，德国专家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一由西方专家首度执掌中国国有企业而兴起的冲击波，冲开了中国国有企业引进技术与智力的闸门；

　　198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6月29日，时任市长的吴官正表示武汉三镇彻底敞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提供24万平方米的土地，供国内外客商开发投资，武汉市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拉开了帷幕；

　　1979年9月，武汉市批准桥口区重新恢复、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并以减免税收、不收或少收管理费等政策鼓励个体户到汉正街集中经营。汉正街的出现为武汉城市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迈出了开启性的一步；

　　早在1974年9月，武钢就从联邦德国和日本引进了重点项目一米七轧机工程破土动工。此项工程开1970年代武汉市引进外资之先河，武钢因此跃升为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钢铁企业。

　　而早在清朝末年，作为洋务派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张之洞督鄂20年间，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初步奠定。

　　受此影响，汉口也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汉口在19世纪末已是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其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已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中位列第三，到1904年突破1亿3000万两大关，“驾乎津门，直追沪上”。1906年，作为国内当时最长的铁路—京汉铁路建成通车，不但使武汉的物流更加快捷，而且使武汉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更加凸显。

　　这是由于张之洞的新政给湖北带来的新貌，才有了湖北新军，才有了后来的武昌起义，才有了辛亥革命，武汉和湖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谓占尽风头。

　　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湖北在中部崛起的规划至今未能实现，从目前各种统计数据看，中部在全国是塌陷的，湖北在中部地区也是塌陷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陈继勇直言不讳。

　　“早起的鸟最先吃到虫子”，但湖北历史的辉煌和敢为人先的锐气，到了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0年代后反而始终没有再现其应有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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