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堕入边缘化现实 何以解经济之忧惟有新政

　　★文/时铃

　　——从张之洞新政看湖北崛起

　　说起湖北，不能不提及张之洞，尤其是在他督鄂115周年的时候，在“中部崛起”成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时候。因为张之洞时代，是湖北最为雄起的辉煌时期，以致于披及了 后来的近百年。

　　没有张之洞，就没有湖北新政，也就没有昨天的湖北，也就没有将湖北与中国命运连在一起的历史因缘，更不可能有湖北新军打响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第一枪从而打开中国现代史大门之宿命了。

　　张之洞督鄂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一条路—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随着这条路的不断延伸，冲破了种种守旧派迂腐思想的束缚，张之洞将他“中体西用”的新政在湖北发挥了个淋漓尽致，湖北的工商业体系和现代化基础由此奠定，使湖北走上了一条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路。因为督建这条实际上带有开辟洋务运动象征意义的道路，张之洞成就了自己，成就了湖北，成就了中国历史。

　　所谓湖北的新政，照作家方方在其《行云流水的武汉》中所说，张之洞所作的这一切，用现代的两个字来形容，就叫作“开放”。

　　说“开放”，说“新政”，主要就是引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张之洞给清廷上了一道后来被称为其新政总纲的《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个方面的主张：即编练陆军、重建海军、修筑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派员出国考察、预备巡幸之所等。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湖北新政”之所以成功，制度创新是关键。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的意旨而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更为可贵的是，张已触摸到政治改革之根本的脉搏。张之洞的最大特点即在于兼容新旧，稳健明达而又能与时俱进。他最为人知的《劝学篇》提出，“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的提法，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要从西方吸取的，科学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西政，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改革的愿望。这种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非常大胆的主张。

　　史家冯天瑜先生对张之洞的评价是，经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湖北由一个深居腹地、经济文化均处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某些门类(如钢铁工业、军火工业)在当时的东亚也占据领先地位。就清末洋务事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而论，湖北驾乎天津而直追上海后尘。可以说，湖北的崛起，与清廷的总体性部署并调动全国财力支持固然有关，但同张之洞的上下呼吁，左右罗掘，励精图治也大有干系。

　　“湖北新政”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以及工人无产阶级，不仅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也为后来的民主主义革命客观上奠定了阶级基础。

　　日本首相伊滕博文曾评价张为“最能办事之人”，而孙中山先生誉张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张之洞务实求变，锐意改良的精神与实践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成功的改革家。

　　湖北崛起缘自湖北新政，新政缘自张之洞使命般的“改革开放”思想与实践。湖北在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反而落伍于全国，出现了所谓的“中部塌陷”。细纠起来，在主客观因素上与湖北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实践相对落后有直接的关系。

　　所幸被称为“九头鸟”的“湖北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2002年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上任不久，就力促革新，到东南沿海发达省份考察学习，并形成《湖北省经济与沿海三省的比较研究报告》，由此引发了一场历时半年遍及全省的“思想大解放”的大讨论，形成了“思想解放程度决定改革力度，对外开放程度决定发展速度”的共识。

　　此后不久，湖北省又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从“削费减税”、“机构瘦身”、“简政放权”等十几个方面，次第冲破体制瓶颈。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动作，被专家誉为令人振奋的“湖北新政”。湖北这个中国的“龙腰”自此真正开始摆动起来。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何以改革”？“惟有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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