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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企试行股权长效激励
“国企老总一年拿多少钱？”对这早已超出衡量老总自身价值考量范畴而逐渐成为牵动社会各界神经的高度敏感问题，2004年，深圳又有大胆尝试：将股权激励的长效经营机制与年薪制结合起来，选定赛格集团、国际信托公司、机场集团、盐田港集团等13家有代表性的大型国有企业先期试行。
根据《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建立经营者长效激励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产权单位可选择增值奖股、直接购股、虚拟股份、分红权、股份期权等方式作为对企业经营者的长效激励。经营者所得权益由控股股东统一托管、分户管理，任期内不得转让；除分红外，其它权益均可继承；对经营者的激励上不封顶。
据介绍，增值奖股指在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超过预定目标时，在扣除非经营收入后超出目标以上的部分，分档按递增比例、按当期每股净资产的价格折算成企业股份奖励给经营者。直接购股指经营者在任期内可按当期净资产价格或一次性或分期付款购买本企业股份。虚拟股份指经营者完成经营目标所获得的奖励按当期每股净资产的价格折算成虚拟股份，经营者依此享受分红和股份增值收益，并可在适当时机将其所有的虚拟股份转为等量实股。分红权指经营者完成经营目标时可获得一定数量的分红权，分红可逐年累积。
深圳国企老总薪酬改革近年来每年都有大动作。2003年率先试行年薪制，年薪制奖罚分明，激励效果显著，有效克服了企业经营者自定自发薪酬、管资产和管分配脱节、薪酬与效益不挂钩、工资能高不能低、能增不能减、工资奖金普遍失控等长年困扰国企改革的难题。长效激励机制显然是使激励制约机制更科学化的尝试，着眼点在于更有效促使经营者行为长期化。
面对层出不穷的“穷庙富方丈(贪污)”和“富庙穷方丈(低薪)”现象，谁都明白，类似这样意在真正转换国企经营机制的探索，借鉴意义有多大。目光长远些的学者专家还从制度上量化企业家价值的本意上读出了“降低企业家腐败的成本和风险”的内涵，而这显然又是一篇功力深厚的大文章。
多年得风气之先、引领改革潮流的深圳，在国企老总薪酬改革上，又占得了领先地位，这片改革热土果然还是壮怀激烈。
中航油事件敲响国企管治警钟
2004年11月底，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因违规越权炒作原油期货巨亏5.54亿美元成了中国的尼克·李森，一个被誉为走出去棋盘上“过河尖兵”的明星国企在中央大力支持国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当口，在国内鼓励以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发展资本市场的关键时刻跌落破产边缘。
从2003年起，陈久霖擅自开始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但直到陈被新加坡警方拘捕时的一年多时间里，亏损一直没被发觉。据透露，中航油东窗事发前，已有内部人士对中航油的高经营风险提出预警，但陈久霖置之不理。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谁该对这个结果负责？国资委监事会主席季晓南的说法是，中航油海外失利的关键在于企业产权代表缺位，监管的有效性和产权代表的缺失。媒体评论则认为中航油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财产权利名义所有人和财产权利实际控制人问题，致使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内部的监管制度失灵。
作为在新加坡上市的国有控股企业，身处多重体制的交接点，要面向市场采购而又垄断航油的进口业务，还要面对中新两套规则制约，但事实证明，两套规则基本没有发生效力，公司基本成了陈一人的“天下”。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曾向公司派出党委书记和财务经理，但陈久霖以各种理由将集团公司派出的财务经理两次换掉。党委书记在新加坡两年多，竟然一直不知道总经理从事场外期货投机交易。
在反思、检讨“中航油事件”教训的多种声音中，在大型国有企业内外部建立起预算监管制度，以有效克服财产权利名义所有人和实际控制人问题，并通过这一制度来深化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
“中航油丑闻”被揭出来的一个细节发人深省，陈久霖根本不担心法律责任：“如果国家出手，危机挺过去甚至赚了钱，为什么还要披露呢？”支撑他这一理念的正是长久以来形成的隐形力量：陈坚信自己应当得到国家输血的“充分”理由是因为“中航油(新加坡)是海外中资企业的一面旗帜”，而来自学界、商界和政界的许多声音也印证了陈久霖的判断。典型的说法是：“如果这样的企业都得不到保护和支持，还有谁能走出去？”国资委的最终决定使这种愿望落了空，但这种思维还有相当市场。
只要这种思维定势不变，实在很难避免什么时候会突然爆出“中航油”第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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