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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资》编辑部、策划
沈飞昊、执笔
全国国资管理新架构成型
2004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全部组建完毕，新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组织框架基本建立。目前，这一框架正向下一层伸展，全国448个市(地)中已有203个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所占比例为45.3%，其中单独设立国资委的市(地)176个，占总数的39.6%。走在前列的河北省，11个市(地)全都单独成立了国资委。
在新架构下，国务院国资委经历了全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在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指导的同时，国资委认真履行出资人职责，在优化企业结构、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落实资产经营责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工作力度。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央企业总数一年半间由194户减至181户，而李荣融主任的最终目标是：该并的并、该放的放，中央企业最后就保留80～100家，最多100家。
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构架带给人们最大的惊喜或许是，它可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为战、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痼疾。因为各级政府作为出资人，已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区域经济与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完全可以用股权并购的方式去协调和解决，完全可以按照利益导向合理配置国有资源，并以此目标联合重组不同层级、不同地位的国有企业。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去年12月25日的一番话，足以证明此点：“明年(2005)要推进国务院国资委与省市国资委所监管企业之间的股权置换，通过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推进中央大型企业和地方重点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很显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设立的各地国资管理机构担负着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重大使命，媒体和各方观察家对之有种种鼓励、评说和告诫。他们认为各省市国资部门不能简单照搬包括中央国资委在内的模式，特别提醒要防止简单的行政机构合并，强调必须从各地实情出发，在对地方国有资产总量、结构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机构设置、功能定位和激励约束机制。
李金华掀起国资审计风暴
2004年6月23日，李金华和他掌舵的国家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呈送了一份措辞严厉、沉甸甸的审计报告，猴年中国财政圈卷起了一场最猛的风暴，它昭告天下：改革需要透明，需要诚信，中国正为此跨出艰难而坚实的步伐。
就在这份审计“清单”上，中央预算管理、中央基本建设预算管理和中央其他部门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一些案例让人触目惊心，寝食难安：7个中央部委被曝光，几十亿元的资金黑洞被挖出，长江大堤豆腐渣工程、国家体育总局私自挪用奥运资金建职工住宅、大学城非法圈占土地甚至一个人从银行贷走74亿元人民币等18项内容，每一项都足够震撼。风暴席卷过后，至少有600名官员为此丢了乌纱帽。
增强审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进而推动法制化建设，是今年61岁的李金华和他的团队多年以来追求的目标。因此，不管压力有多大，他们恪守一条：“让应该进一步追究责任的事诉诸公众，让阳光和社会为问责导航”。他们深信，一个负责任的公司才是有未来的公司，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一个负责任的民族，才会是永远朝气蓬勃的民族。
让李金华们倍感欣慰的是，随着审计公开程度的加大，整治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在2004年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李金华审计报告中的每个问题几乎都有了“说法”。据最新统计，2004年1至11月，全国共审计9.5万个单位，查出的各类违规问题经过处理后，可增加财政收入245亿元，减少财政支出8.8亿元。
审计风暴让李金华以2277342票的绝对优势捧走了央视2004年度人物大奖，可李金华念念不忘的却是怎样慢慢消除人们对这场审计风暴的印象，他盼着能形成最大可能减少国有资产损失、真正解决屡审屡犯问题的办法和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场审计风暴过后的一些新气象也格外引人注目：国资委第一次加入阵容扩大后的全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会议，并考虑增设两个新机构：经营预算局和审计局。
郎旋风卷起产权改革大论战
郎咸平——这位出生台湾求学美国、原本与国有资产压根扯不上关系的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教授，2004年在中国大陆成了捍卫国资的风云人物，他先后重磅“炮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TCL董事长李东生、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三位中国民企巨头“借改革之名侵吞国有资产”，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公共政策大辩论。
这场论战牵涉三个层面：权力主导下的产权改革是否具备合法性与正当性、怎样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公平和效益怎样权衡。
郎咸平认定“国退民进”的过程就是官员与民营企业家合谋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反对目前的国企产权改革思维，质疑产权改革的正当性。他声称“发现了在中国目前不成形的企业管治下，上市公司侵害国家利益和中小股民权益的证据”，还原出了一个“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将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他以典型案例的方式解析到，由于非公开、非市场化竞争，相关制度和规则的缺失或执行不力，国资在国企产权改革中大量流失。如果说这些观点激起了广泛共鸣的话，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郎咸平有关“信托机制处理好了，国有企业未必比民营企业效率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的”、“我个人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等言论，则又遭到了最猛烈的批判。
郎氏方案尽管模糊不清，郎氏研判尽管需要时间检验，但无人能否认这场论战对中国未来改革路向的深远影响，它促使我们冷静思考：改革不能只关注经济学逻辑而忽略政治学逻辑，一个真正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不能有缺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任何一项改革措施，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都必须更多考虑是否有助于社会群体利益平衡，是否有助于社会秩序向正义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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