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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障碍
浦发方案的最大独特性在于，浦发提供的基础资产将由券商完全买断，然后转化为证券出售，如果银行房贷资产发生风险，承担风险的将是企业为主的机构投资者，从而真正实
现银行风险的分散。对投资者来说，也享受了只有银行才能享受的投资收益，这是一个多赢格局。
浦发银行划出来分享的这块蛋糕，收益率略低于住房贷款利率5.35%的上限，协定收益范围大致在3％乣5%之间。相比光大阳光理财不到3%的收益率，或者企业债不高于银行存款利息120%的收益、国债不高于银行存款利息110%的收益，如此安全稳定的高收益产品并不多见。
尤其是列入试点范围的优质房贷资产，除了存在提前还款的早偿风险，几乎不大可能发生信用风险和呆坏账，投资者近乎坐享其成。区区10亿元，申万随便找几个客户就能吃下，也可以 “白拿”50万元的管理费。除非房地产崩盘，否则浦发将奉送给申万和投资者一块大奶酪。
这块奶酪一方面分散了银行的风险，另外回收的资金还可以循环利用再发放贷款。浦发之所以乐意拿出这么“漂亮”的方案，除了市场要求和业务要求使然，其醉翁之意在于第一单的品牌意义。对于申万，第一单的品牌意义也是非同小可，远远超出50万元的管理费。
不过，资产证券化也是一把“双刃剑”。银行卖出去10个亿，可以用收回来的11个亿继续放贷，然后再证券化，再卖，再回收，周而复始。这种循环更大地满足了老百姓的贷款需求，与此同时，也把原来比较分散的金融风险放大了。一旦发生系统风险，后果更为严重。资产证券化需要中间隔离带隔离风险，这个隔离体(SPV)究竟是特别设立的空壳公司(SPC)，还是已经存在的信托公司(SPT)或证券公司，在国外并无一定之规，只要理念上行得通，究竟哪些机构参与不是很重要。而在中国，应该把资产证券化第一单交给信托还是券商，不仅仅涉及监管问题，还涉及行业发展均衡的问题，让决策层大伤脑筋。
“资产证券化的承销主体可以通过券商，也可以通过信托，谁来做还在讨论当中。”王洪卫表示，“着眼点还是把我们国家的体制理顺，而不是争这项新业务，不要争出问题来了。”
无论是信托还是券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都存在许多障碍。《信托法》至今没能明确信托财产的归属，“贷款合同转移到信托公司，法律上如何处理，操作部门还要想办法”，李曜指出。至于券商，也只能在贷款合同允许买卖之后才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在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没安排好之前，允许某一家单兵突进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王洪卫说。
不过，“国家要做这件事肯定会消除它的障碍”，王洪卫表示。法律障碍不算真正的障碍，真正关键的还是国家对资产证券化的意图。既然国开行和建行的方案都显得拖泥带水，不被监管层认同，上述券商模式一旦获批，浦发以股份制银行身份获得证券化第一单也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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