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网速降网费,为何要拖到总理吐槽?
经济观察报 社论 李克强总理在4月14日再次敦促提网速、降网费,3月5日,李克强针对 “网速”问题已有过相似表态,他说自己到一些国家访问时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网速都比北京快”。这一次,工信部回应要在今年大幅提升网速,让老百姓上网速度更快,价格更实惠。
工信部的快速回应似乎让人吃了定心丸,但语言模糊,还是不够解渴:网速能快到什么程度,费用大致能降多少,也还是一个未知数。这种模糊又似乎沿袭了通信业长期以来的模糊惯性,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你实际得到的网速通常达不到购买之际服务商许诺的网速,有时投诉一下网速就能上调一点,有时投诉了也没用。
网速慢价格贵被网民诟病已久,但那些批评并没有能够铸成改变,直到李克强总理来替网民吐槽。早在2007年,世界银行[微博]的报告《中国的信息革命: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显示,中国的信息产业以2-3倍于GDP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但中国的信息化建设正面临资费过高、法规不健全、对国外技术依赖过大以及人才缺乏等四大障碍。其中指出,当时中国的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10%,这一比例是发达国家的10倍。
如今8年过去了,网民的数量增长了几亿,移动互联的刚需已堪比空气和水,上述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中网费太高尤其让人肉痛。网速慢不慢、贵不贵固然是相对的,但通过相对值与绝对值等不同角度的数据对比,才能呈现出问题的不同侧面,为问题的解决提示一些方向。
在较早进入信息时代的欧美,近来网络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通过加强建设宽带网和4G移动网等方式提升人们上网的速度;二是逐渐降低上网费用,使更多民众能享受到网络的便利。网速慢、网费贵的直接原因是信息基础设施落后,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评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在80位以后。但也不应忽视体制原因,我们看到,电信、网通、广电等国企非但没有充分展开竞争,反而通过划片经营的方式实施了合谋式垄断,从而阻碍了这个领域的市场化进程。让逐利的三大运营商自降其费是困难的,提速降费不能完全依赖三大运营商自觉“割肉”,它是需要多方参与的一场利益博弈。
提网速降网费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应该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技术指标,提高网络带宽;另一方面还应打破垄断,在划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同时,鼓励多元竞争,莫让个别的小团体利益阻碍了互联网+的全民福利。显然,有关部门一定也会算清楚其中的小账和大账。
在上述前提下,经营主体或许还应积极用互联网思维对经营思路进行再造,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强化,流量渐渐地会从稀缺资源降为日常资源,通过卖流量赚钱的商业模式渐渐也会失去竞争力,运营商要思考的是如何像BAT这些有活力的网络公司一样,搭上互联网+的高速列车,把注意力从流量本身前移到“流量+”,才有机会分享未来的故事,否则,在互联网+的风潮下恐怕很快就会被遗忘甚至被抛弃。未来最强的应该不是控制上网流量的运营商,而是掌握网民实际点击流量的网络公司。
网速与流量虽是微观层面的细节,却事关互联网乃至未来中国经济的大局。暂撇开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的信息鸿沟,便是在我国不同地区也存在着信息鸿沟,比如在很多偏远城镇和乡村要找到WiFi很不容易,网费贵就更是比发达地区显著了。这个问题会叠加到当地的教育实际中去,势必加剧城乡发展差距。如何破解网速慢、网费贵以及上不了网的问题,在移动互联时代愈加显示出重要性和紧迫性,等到总理代网民吐槽了这个问题才被重视起来,说明在一些领域,改革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希望这一次在总理的敦促之下,能够开启并深化通信行业的变革,让人民享受到改革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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