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3月24日上午消息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上接受新浪财经独家对话时表示，当下中国到了改革关键阶段，中国需要反腐败，以此来打破利益格局。但问题是，当利益重新集合，如何再分配利益成为眼下的首要任务。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如何再改革成了各界关注的焦点。从不断落马的官员事件来看，反腐败似乎成了当下改革的突破口。在郑永年看来，当下中国确实需要反腐败，问题是如何界定腐败。反腐败不是目标而是一种手段，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不是简单地打一个老虎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通过法治来反腐败。抓几个人的目的是要建立公平的制度。”

　　郑永年认为，反腐败是要打破利益格局，将权利重新分配。他举例称，近期的放开私人银行，以及广东系列的试点改革，都是具有革新意义的。通过创造新的利益板块来制约老的利益集团，对现有既得利益集团造成冲击。从过去的改革来看，免税等经济改革都是为了平衡新利益群体的有效手段。“这是改革策略的问题，要思考如何动脑筋去平衡利益。”

　　“现在人心惶惶的，大家不知道明天如何，很多人认为不改革静观其变会降低注意力，以此来降低腐败风险。”他表示，当下不是从哪改革的问题，问题是不改革。由改革改革产生的风险是可控的，但地方债、影子银行等问题是因不改革所产生，不改革的风险是不可控的。

　　郑永年将不改革因素划分为三点：第一，集权跟改革之间的矛盾，改革需要权利。第二，改革同反腐败的关系。不反腐败老百姓就无法产生信任。第三，改革主体没确定。某些领域的改革中央政府是主体，但很多改革并没有地方和企业的身影。在他看来，不改革的问题在于不配套。“改革是要干活的，一干活就认为腐败了。反腐败就导致很多人不干活。不干活也就不会改革利益格局。”

　　他认为，顶层设计不考虑地方和虑企业的社会利益，这种顶层设计太容易。改革的政策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设计，肯定要遵循自我的利益。“好的天花板就要考虑到多方利益。中国改革的政策并不是一个领导的问题，很多是利益之争的问题。”

　　在郑永年看来，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集权时代。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到多个中央领导小组的设置，都表明了集权时代的来临。改革现在要集权，但集权本身不是目的，是要反既得利益。他认为，从政治上看，集权和放权并不矛盾。“集权的目标就是为了放权，为了改革，从既得利益群体抓过来要重新分配。当下的难题在于怎么分权，不能总是抓在手里。”

　　“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更重要。”郑永年再次强调了当下改革的秩序问题。他认为，总体格局是要转型建立消费社会，遇到的阻力就来自社会改革。医患等社会矛盾都是社会改革的突破口。过去是温饱阶段追求经济改革，现在物质生活提高，社会改革就要伴随。“如果经济改革要深化就必须社会改革。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就将激进化。而社会改革也会缓解政治激进化。”(新浪财经 孟德思旧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