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恩：如果最低工资提高到偏离了市场工资，我觉得不仅仅对民营企业，对所有企业而且对劳动者最终也是不利的。当劳动成本过高地提高之后，企业就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降低对劳动的需求，它可以多用资本，多用设备来替代劳动力，这样的措施不适合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对我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创造就业，所以我不觉得提高最低工资是一个有效的手段，特别是提高过多，可能对经济发展和改善收入分配，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当然我不是说对低收入人群不管不问，刚才说了政府有其自身的责任，政府应该在公共服务上向其倾斜，但是政府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向企业，让企业过快地增加工资，这个是不对的。政府可以加大低保的力度，对医疗保障，以前农村是没有医疗保障的，现在有农村合作医疗，现在政府对每个农村的补助最低是80元钱，尽管我们觉得还很不够，但是我们是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的，所以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政府扩大了对保障的力度和投入。从这些方面我觉得应该看到政府所做的努力。

　　《董事会》：国外有一些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由贫富差距比较明显到相对合理的变化，为什么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这个问题反而越来越突出呢？

　　白重恩：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认为这个问题是越来越突出了，我不认为有什么证据，你可以说基尼系数增加了，但是基尼系数是怎么获得的，这里面有数据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需要冷静一点看，究竟是否越来越突出了？我觉得几十年前的机会不平等是非常突出、非常严重的。这些年机会不平等确实存在，但比以前还是要好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对现状很不满意，但并不能否定我们现在的方向就是错的。我觉得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董事会》：刚才您说的收入分配改革重在消除发展机会的不平等，涉及到很多方面，应该是一项很大的系统的社会工程，但当前政府工作的重点，好像主要在于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您认为这样的效果会如何？

　　白重恩：我们很简单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资源的配置脱离于权利，从一点一点地开始，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说该做的事情因为难做而不去做，然后把精力朝另一个方向去转，那么可能会适得其反，最后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觉得改革的阻力就在这里。

　　改革的阻力不仅仅来自既得利益者，也来自于我们这些没有得到利益的人。我们这些人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所以就不敢去改变。这也是改革的阻力之一。

　　收入分配：关键时期的关键改革

　　中国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被决策层长期忽略与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严重滞后，已经使收入分配由经济问题转变为经济社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已经成为关键时期的关键改革

　　文/文宗瑜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长期滞后，不仅拖累了经济发展及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加大了社会管理成本与放大了社会动荡的风险。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未来10年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期，关键期的收入分配改革是中国改革深入的关键改革，“关键期的关键改革”需要解决好劳动收入不合理与财产性收入不公平的难点问题。

　　收入分配改革既要推进劳动收入分配改革，也要推进财产性收入分配改革。为了把收入分配改革落到实处，要确定产业工人及绝大多数劳动者工资倍增的改革思路，量化劳动收入大幅增长的具体指标，实现“民穷”向“民富”的转变；同时，改革上市发行制度与土地产权制度，保证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相对公平，让更多社会公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而强化“消费底气”。为了保证收入分配改革的顺利推进，要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体系，调整各类政绩评价参数所占的权重，完善居民收入收集及统计的方法。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经济社会效应

　　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抓住重点，加大力度，实现突破，不仅能够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许多经济问题，而且能够解决正在日渐影响社会稳定的许多深层次社会问题。可以说，中国如果能够大力度地实行比较彻底的收入分配改革，将会带来比较重大的社会经济效应。

　　有助于缓和许多日渐严峻的社会矛盾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较快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劳动与资本的博弈、农村居民与基层政权的抗争、穷人与富人的心理对立、公众对政府的失信、落后地区及广大农村对各种宗教的追逐等现象及问题，正在转化为各式各样的社会矛盾。在一段时间内，这些社会矛盾仍集中表现为经济诉求，但是，如果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有可能衍生为社会政治诉求。必须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被日渐边缘化的社会现象，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一部分家庭已经出现了贫困贫穷的代际积累及延续效应。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较大幅度地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劳动收入与财产性收入，有助于抑制一部分家庭贫困贫穷的代际积累及延续效应，缓和许多日渐严峻的社会矛盾。

　　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低资源价格、低劳动价格、低排放价格的“三低”支撑了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然而，这种“三低”所支撑的经济较快增长已经难以继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国策，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如何打破长期以来依赖低工资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价格，提高产业工人及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倒逼企业提高产品知识附加值与技术附加值，消化劳动成本的上升，实现企业转型及产业升级。

　　产业工人及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提高，不仅会倒逼企业转型，而且会助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在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所驱动的经济增长中，以产业工人及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提高为标志的全社会成员收入增长，会驱动“消费”这驾马车跑得更快，消费对经济增长及发展的主导作用会越来越大。可以说，收入分配改革会彻底改变已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有助于就业模式转变与弱化就业压力

　　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就业模式可归纳为两类：一是低工资的高就业率模式，二是高工资的低就业率模式。中国不仅选择了低工资的高就业率模式，而且在此思维下希望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由此导致了中国十分高的就业压力。与此同时，从城市到农村的“家庭双人就业”要求，使中国的就业压力呈几何数增长。

　　必须看到，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人口约为3亿、0.8亿、0.57亿、0.6亿，也没有做到让每个人都有工作，中国约13亿人口，更不可能实现让每个人都有工作的目标；美、德、英、法就业政策及思维是让30%的人拼命工作来供养70%的人，中国应该借鉴并确定“让45%的人拼命工作而供养55%的人”的就业目标。只有大幅提高工资，才能提高就业者的供养率，当一个就业者的劳动收入能够供养2个人或3个人甚至更多个人时，就业模式就会发生变化及替代。如果中国的就业模式能逐渐转到高工资低就业率的模式，会大大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

　　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与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收入水平中，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有标杆性作用。美国1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4.8个人，劳动供养率为1:4.8，与美国劳动供养率1:4.8及德英法的1:6.8、日本韩国的1：3.8相比，中国绝大多数产业工人的劳动供养率达不到1:1.5。假定中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月收入为2500元人民币，其按生活价格指数估算的劳动供养率只有1:0.45，而且这个假设是按目前中国产业工人比较高的劳动收入计算，70%以上的产业工人劳动收入达不到这个水平。包括产业工人在内的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其劳动收入只能维系生存或基本生活，多数人无法更新知识与提高能力，更谈不到全面发展，严重制约了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

　　如果收入分配改革能够大力度推进，大幅度提高工资，把包括中国产业工人在内的劳动者劳动供养率提高1:2.0甚至1:2.5以上，将为中国人口素质提高创造收入条件。除此以外，大多数产业工人及劳动者劳动供养率的提高，将会带来一些“双人就业家庭”中一方成员的“主动失业”现象。如果一些进入婚育期的家庭成员有一方选择阶段性放弃工作，将会大大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以北京、上海为例，如果5年内大多数人的工资提高3倍，劳动效率提高4倍，估计将会有30%人主动放弃工作，城市交通拥堵度至少会缓解25%以上。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量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