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尚不能明确中国中产阶级的存在现状时，郎咸平的中产阶级破产论又如重磅炸弹在渴望成为中产和准中产的人群中炸开了花。郎咸平的悲观，源于其眼中的中产是西方标准的，这些较为符合西方定义的中产阶级恰恰成为今天所谓房奴的中坚力量和证券市场的中小投资者，这些人貌似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较高的收入，却承担了巨大的强迫性消费压力，其生活品质与理想的中产差距甚远。

　　这种收入与支出双高而生活压力巨大的人群，造成了中国所谓的典型的中产阶级不典型。而非典型的中产却典型地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种非典型的中产阶级成长道路，折射出中国当下的现实。

　　规范公权力为当务之急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将收入不平等归结为两个可能的来源：一是机会的不平等；二是结果的不平等。并认为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如贪官污吏通过权力寻租、掠夺公共财产很容易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

　　而造成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公权力的滥用与被寻租。

　　不是市场就能解决不平等，如果是一个靠行政性垄断的市场，反而会加大不平等。比如银行、电信、电力。还有就是随着公共部门的日益庞大，财政收入在GDP的份额在增长，还有就是可控资金，就是养老基金也在增长。张展新认为，这么庞大的公共资源，我们还没有透明的、能够让社会公众参与的监督和管理体系。

　　“加强对公共部门的治理，这是一个大事，不仅包括公务员，也包括垄断行业。”张展新认为，“这种监督机制不光是有效地防止公共部门对公共资源的滥用的问题，也是建立和保持社会信任的一个过程。”

　　以香港为例，公务员提高工资水平要由几个委员会审议，并经过议会辩论表决方可实施。我们这里则完全缺乏这样的程序。如果说真的借鉴国外经验的话，不应该只在公务员怎样晋级怎么样考核等技术性的问题上借鉴，更应该在管理和监督制约机制上多想办法。张展新认为，应该形成对公共部门的开放性的监督和制约，比如说应该有地方的人代会参与这个过程。部分政府机构仍然在搞分房，这些钱哪里来？这不属于个人腐败行为，但是，这是以某种变通的方式动用公共财政资金来买房，然后再以打折的形式出售给自己的公务员。应该有一个更广泛的，让民众能够参与、能够体现公民社会的对公务员的监督机制。

　　树立积极的劳动政策与保障

　　环境

　　积极的劳动政策在我国并不陌生，为了解决庞大的就业压力，我国始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抓手，以鼓励就业为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更是推出了以4万亿投资为代表的经济振兴计划，试图避免大量失业带来的社会综合问题的恶化。但是有证据表明，以国有经济部门为主力的救市资金承接者并没有达到显著带动就业的目的。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等于更不能替代积极的劳动政策。改变低收入者状况，最重要的还是改善其就业能力和增加就业机会。

　　张展新认为要发展和完善市场，让搞企业的人的收入要上来。现在经常能听到这样的抱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很难，创业不太好搞，有些法规得不到保障，各方面盘剥比较严重。像房地产商任志强还在喊，你说我房地产是暴利，多少钱被政府拿走了！？可以想象，有些本来利润率不如房地产那么厚的，可能也受到盘剥，这会影响到中国企业家阶层、技术精英阶层的形成，这是很重要的社会问题！

　　张展新介绍说，我们需要把企业这一块做大，可以尝试着让一些国有垄断部门打开门户，减少对文化产业和教育产业的准入限制。这对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大学生是受过教育的，在这些行业大学生应该有更多的创业空间和条件。

　　针对中国等亚洲国家面临的困境，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建议。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为此，亚洲开发银行建议，政府应消除现有政策、治理及机构性弱点，提高社会包容性，投资基础服务并对这些服务获取渠道加以改善。集中改善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基本医疗和教育服务以对抗贫穷和不平等、强化社会保护、显著改善广大人群生产性就业机会等应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决策者须加以执行的最低议程。

　　积极的劳动政策与劳动保障环境，是解决低收入者生存处境的相依相存的必要条件。在张展新看来，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树立积极的劳动政策的同时需要把我们的法规建设真正落到民营企业，市场化部门的实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合同法》要全面实施，尽管《劳动合同法》的个别条款社会有所争议，但是《劳动合同法》中的平等劳动权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过去，一些城市发文件，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只能进什么行业，不能进什么行业，只能是短期雇用不能是长期雇用等等。有《劳动合同法》之后，就可以肯定这就是违法的，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劳动合同法》在法律意义上平等的机会已经定义出来了。这个有助于纠正我国过去长期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至少从法律上已经堵了压低农民工的工资来获利的渠道。当然有法不执行的问题也很严重，应该认真解决。

　　张展新认为，《劳动合同法》，还有我们最近要颁布的《社会保险法》真正落实下来，这肯定会降低收入不平等。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来，打工本身的行业就被城市歧视，社会保险不能参加。如果严格贯彻执行这些法律，农民工的收入和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就会大大缩小，这应该是降低不平等、改善社会分配的一个重要任务。

　　对话白重恩：认清机会不平等的根源

　　如果说改革的目的是把所有人的收入都拉平，那么这个阻力是不可能克服的，这样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如果说改革的目标是消除不公平，那么这个目标是能够达到的

　　文/本刊记者 郭洪业

　　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话题，对于造成中国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及改革方向，本刊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

　　《董事会》：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收入差距的现实及其原因？

　　白重恩：在中国的收入差距中，有一部分是因为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在地区差距中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还不是那么严重，城乡之间的差距和行业之间的差距是和机会不平等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就是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系，不同的人掌握不同的权力，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之下，环境和关系带来不同的利益，这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之一。

　　我觉得我们要看收入差距的问题是要看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我刚才说的因为机会不平等而造成的收入差距这是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理论上看大家都可以去创业，但是有的人有权有关系，所以其创业比较容易，这是不合理的地方。如果大家的机会均等，创业的人比其他的人收入高这是合理的。不能说企业主比员工的收入多了多少倍就觉得不合理，我觉得千万不能有这种认识。要在根源上找问题，如果有不平等的地方，我们要消除这种不平等。

　　《董事会》：现在从整体上看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对立的鸿沟越来越宽，您觉得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白重恩：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机会不平等，比如有的人能进垄断性行业工作，有的人不能进垄断性行业工作，可能这里面有机会不平等的地方。我觉得这种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机会差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垄断的角度来讲，前些年有些垄断性企业效益不好，存在很多的社会负担，但近年来企业效益好转，盈利增加了，有些垄断是行政垄断，这些盈利应该归属于社会。现在我们很多垄断性行业都是这样的。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

　　在经济活动中权力对资源配置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腐败，一些有权力的人腐败，那些有权力或者接近权力的人就得到了“优惠”，那么他们因为这种“便利”得到的高收入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