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象之争”和“市场失灵”

　　美国的两党制，“驴象之争”，看似民主，实则是“一个金币的两面”，都是代表着富人的利益。尽管克鲁格曼被称之为“一边倒的经济学家”，他的文章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好恶，然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我们从他“反对”的一面也就不难看到他“支持”的另一面。用克鲁格曼教授自己的话说，“美国的两党游戏”，诸如“偏袒富人的减税”、“官商同流合污”、“政治利益优先论”、“混淆事实的说辞”、“伪装的平民主义”……客观上都不失为“深刻剖析美国现状、揭露美国政治实质的犀利之作”，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美国。布什政府力主的“万能减税”，不过是为富人积累财富挂上合法的招牌；布什的“社保计划”和“医疗保障”，玩的是“拆东墙补西墙”、“新账还旧债”的把戏，被讥之为“恐怖的算术”。克鲁格曼把布什政府御用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掌控的舆论工具喻为“暴徒的讲坛”。执政者坚持“巧克力就是香草”的悖论，因之“总是在一些报告上存在信誉问题，把上说成下，把黑说成白”。“认同市场的有效性并不等于说市场就是十全十美的。有时候市场竞争会恶化，这种情形近几年时常会发生，经济学家称之为‘市场失灵’”。2000年美国“加州的能源危机”，在“市场失灵的背后”存在着“电价市场被操纵”的丑陋，“加州灾难不是生产力短缺的结果，而是能源生产商和交易商共同操纵的结果”。“实力雄厚的发电商可以谎称技术出现了问题而关闭一些发电站，让剩下来的继续生产，从而这时的电力价格就会膨胀，通过这种方式发电商就增大利润。”“安然丑闻”的背后隐藏着“阳光下的抢劫”行为，那双“看得见的手”出于“集团利益至上”的考虑，助演了“当权者欺骗公众”的闹剧。“安然事件”的发生和不了了之的结局恰恰佐证了克鲁格曼的结论。克鲁格曼的战斗是“孤独”的，他的“成果”是全人类的。联想起我国南方曾发生过的“汽油短缺”现象，“利益集团”似有操纵之嫌，当斩断那只“看得见的手”。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人格魅力

　　克鲁格曼以杰出的研究成果享誉全球，是当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专家”之一；他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令业内人士刮目相看；当他1991年获得“克拉克青年经济学奖”时，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也只是时间问题。尽管克鲁格曼的著作备受争议，却是难得的畅销品。“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富有哲理的话，在克鲁格曼的经济科学研究中得到印证。“惺惺惜惺惺”是世之常情，克鲁格曼对那些具有独到见解的经济学家敬佩之情跃然纸上。“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众所周知，克鲁格曼经济观点为克林顿的竞选成功具有极大的帮助。可是由于他的性格过于刚直，得罪了不少的同行。克鲁格曼很有自知之明，“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学会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克鲁格曼对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格林斯潘给予高度的评价，“即使是悲观主义者对我们的经济领导人、权威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能在股价回落时有效地避免不良的经济后果的产生”也肃然起敬。然而他对格林斯潘后期的越俎代庖和推诿责任的“风格”却不以为然。克鲁格曼对享有“欧元之父”美誉的蒙代尔的“三元悖论”给予极高的评价，“如果一个国家坚持让本国货币盯住其他国家货币恒定不变，本国的货币政策就彻底无效了，只有让汇率浮动起来本国货币才会有效。”克鲁格曼在《怀念詹姆斯·托宾》的文章中，对冠有“三个头衔”，即耶鲁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肯尼迪顾问的托宾先生，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去世，在我看来，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争论要比现在的更好而且更真实。”“托宾借鉴了20世纪40年代原始的、机械的凯恩思干预主义，并将他转换为一种更为高级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研究投资者在权衡风险、收益和流动性后所作的交易。”在托宾时代，正直的经济学家层出不穷，他们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克鲁格曼揭露事情本质之所以“一言九鼎”，源于经济学家的良知、敬业、执着和人格魅力。“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尚嫌缺乏尤其应该培养的宝贵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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